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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赵恕人与他的抗战(月城赵氏)

赵永红  发表于2013-11-02 08:17:30.0


 

 “日本人过湘乡那一年,从章公桥、祝赞桥过身。”祖母说,“林家湾三门塘的人都躲到下冲坡来了。”
    这么近,历史好像就从身边擦过。
  
    祖母说的日本人从章公桥过身,是真的,确切的说,是1944年6月20日这一天。
    1944年6月,日军兵分三路进犯湘乡。祖母说的这一路日军,是从宁乡南下,沿湘宁大道路线行进的第11军40师团。6月20日的清早,日军第40师团骑兵与步兵部队从竹赞桥、大坪坳经章公桥,再往林家湾经沙田进犯湘乡县城。
    21日,县城沦陷。县长周世正组织了湘乡县抗敌自卫团,与国民革命军第73军一起抗击日军。
    湘乡县抗敌自卫团下设3个大队,1个独立中队,8个联乡大队。其中第一联乡大队长为周宝岩,副队长赵恕人(注:据时任凤音乡文书兼主管后勤的赵小春回忆,为7个联乡大队,其中赵恕人为第一联乡大队长,周宝岩为第一联乡办事处主任。赵小春,今白田镇星辉村官山岭人。然而我查到又有一个第八联乡大队,队长贺云梯,本着对每一位抗战前辈的尊重,本处采取宁信其有的立场)。
    自卫团利用熟悉的地形和血肉相连的群众关系,不时伏击日军,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仅1945年1月至4月底,自卫团各部参加大小战斗共126次,打死日军372名,伤敌541名。
    1944年8月17日晚至18日,奉日军湘乡守备司令部司令金井命令,皇协军教官兼翻译龙树飞带领日军扫荡了悦来乡15保(注:今枚坪村),屠杀老百姓48人。
    12月底,第一联乡大队悦来自卫队长潘才华率队员潜入县城,抓获了龙树飞。在湘西乡第一联乡大队部里,怒火冲天的副队长赵恕人将龙树飞砍成八块。
  
    赵恕人,字咏南,庭辉公第19代孙先字辈,湘乡凤音乡16保人。他当年的家,就在今天的韶山大坪梅花颜屋塘。
    当走进历史,寻找着每一个普通的过往老人,你会听到并不遥远的脚步声,穿过万籁无声的隧道,咚咚的在你耳际作响,然后越来越近。
     那近在咫尺的颜屋塘。幼年时代的梅花学校,懵懂无知中多少次玩耍,我不知道这里有一位抗日的先人,后来读初中,读高中了,还是不知道。课堂上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告诉过我,这里出过我们的英雄。
    再近一点,1944年9月,忠义救国军一个营,450多人的官兵,配置美式装备,奉陆军第73军彭位仁将军令,从宁乡田坪里方向开来,就驻扎在东枫屋场、东冲湾、老屋里,配合赵恕人的第一联乡大队抗击日军。
    每一个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名,如果以老屋里为基点,面朝东方,向左500米是东冲湾,向右500米是东枫屋场。
  
    赵恕人从颜屋塘走出去,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6师3团团长,上海、南京、武汉三次对日作战,都留下了他的血汗。之后颜屋塘的母亲病重,事母心切的国军团长又回到了生养他的这片土地,旋后被乡民代表推选为凤音乡乡长,直接领导并指挥凤音乡自卫中队对日作战。
    1944年8月,日军到泉塘、桐树头、横路桥一带抢劫,赵恕人得到情报后,亲自前往查看地形,调遣部队行动,作出伏击部署,使得凤音乡自卫中队在桐树头取得了本次伏击战的胜利。
    9月8日,赵恕人指挥凤音、南薰、弦歌、湘西四个中队的300多人武装,与忠义救国军协同作战,在凤凰界子再次成功伏击日军,此战击毙38个日军和4个汉奸。
    9月下旬,赵恕人率领湘西、大育两个自卫中队埋伏在薛家铺山区,再次痛击前往大育塅抢劫返城的日军。
    10月23日,赵恕人再率四个中队的300多名自卫队员,埋伏在史家坳山区,忠义救国军的部队埋伏在姜畲与七里铺交界的月塘坳,此次伏击共击毙日军40多人。
    1945年1月,柳树铺阻击战,紧接着是窄口冲伏击战。
    6月1日,石狮港伏击战。
    此后,赵恕人率领湘乡联乡第一自卫大队驻防石狮港、三角塘、泉塘、红岑上、蔡石港、新研铺等地,与盘踞县城的日军对峙到抗战胜利。
    8月23日,驻湘乡的日军十七旅团金井部队在县城悬挂白旗投降。
    1945年9月,凤音乡举行抗日战争胜利庆祝大会,父老乡亲赠予赵恕人一块大匾,匾上四个金光大字,“劳著乡邦”。
  
    一连串枯燥的数字,远远不足以说明这就是赵恕人和他的第一联乡大队以及忠义救国军的事迹,我想说的是,当年,在这片土地上,第73军和湘乡县抗敌自卫团,是这些热血男儿在这里出生入死。
  
    日本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的两个星期前,7月29日,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进入湘潭。(注:南下支队,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1945年3月23日,改名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就这样在不起眼的拐角之处,望见这历史中的点点滴滴。
  
  
    在祖父撰写的《老有所乐》一书中,收录了一封上世纪90年代祖父写给赵恕人夫人碧钧女士的书函,信是寄往台湾的。
  
    湘乡抗战沦陷时期,有近两千湘乡人充当了汉奸或参加皇协军。这些投敌的湘乡人,除了刘汉良、龙树飞等几个家庭较为富裕者外,其余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以及家徒四壁的市民,因此抗战胜利后,湘乡县国民政府只是处决了几个汉奸头目,对这些投敌的普通平民并无深究。
    1949年后,这批曾经投敌的人因为贫穷,成了大红大紫的贫下中农,他们是朝抗敌志士们举起屠刀最积极的人。
    1951年秋,原湘乡县抗敌自卫团第六联乡大队长蒋水生被枪决。
    1952年2月28日,曾抓获汉奸龙树飞的悦来自卫队长兼悦来乡15保长的潘才华,在悦来完小被公审,审讯会上,与潘才华有宿仇的汉奸家属们一齐声讨,潘才华百口莫辩,只有声嘶力竭的大呼抗日无罪,旋后被押至后山枪决。
    抗战烈士的尸骨也没能幸免。1970年,湘乡潭市修反帝渠道,把长眠在潮音阁的第73军抗日阵亡官兵杨通顺等30具烈士遗骨扔落一地,潭市治保主任还派人通知潭市完小邓朝东校长,要他立即带学生来对这些遗骨展开阶级斗争现场批斗会(注:最终因天气炎热,邓校长怕学生们受惊吓,治保主任才罢休)。
    这些烈士遗骨,被他们当年保护的当地老人偷偷掩埋。
  
    在湘乡县抗敌自卫团的大小队长中,只有赵恕人跟随国民党撤退去了台湾,在一个连烈士遗骨都不放过的年代,其他留在大陆的队长们的命运可想而知。而在湘乡新政府近3万的四类分子改造中,没有一例针对汉奸及其家属的改造,仅仅因为他们是贫下中农,正是新政权赖以生存与声讨前政权的基础。
    在今天,我依然为这位前国军团长、庭辉公第19代孙而庆幸,也为海峡那边的台湾而庆幸:在保存并延续了最正宗的中华文化一脉的同时,自由之花也正在愈来愈绚丽的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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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红  发表于2013-11-02 08:2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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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家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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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国往事

 

                                              (一)祖父的哭泣

 

       1989年十月下旬。秋收结束后,26岁的述文,又踏上了去邵阳的行程,自从6年前高考失利后,他每年的日子,大部分都是在工程队度过。这一次,他是随父亲一起去的。

这是长沙至邵阳的5373次列车。火车上站满了人,放眼望去,一个个都是晒得黝黑的脸色,车厢里充斥着浓烈的汗味和娄底邵阳一带的湖南方言,述文和父亲面对面地坐着,一路上父子俩没有太多话,父亲时而端端正正的坐着,时而靠在座位上,两眼不停地望着窗外。

窗外的景象,一路都是典型的湖南丘陵地带,并不太高的山峰,青绿黛绿,一座座掠过眼前,农田里堆着三三两两捆好的已经打过的黄中带白的稻草,述文感到乏味,在心里划算着工程队的事情。

5373次列车过了双峰县,渐渐的,窗外出现了很多白色的石头和黑色的煤堆,泛灰色的花岗岩山脉,随着火车的行进延伸了好几里,周边的房屋,底下全是石头堆砌,远处还有一座全是石头建造的天桥渡槽。这地方石头真多,述文想,要是把这些石头用到工地和家里,能派上很多地方呢。

正这样想着,“哇”的一声大哭从对面座位传来,述文赶紧一看,是自己刚过了60岁生日的父亲,正在掩面哭泣。年轻的述文不知所以,急忙问道,爹爹,您怎么啦?

老人家不说话,伏在座位前的桌子上,像个小孩一样抑制不住的嚎啕痛哭。

述文惊慌失措,赶紧找来毛巾,递给父亲,再往窗外一瞥时,一块旧灰色的水泥站牌上,赫然写着三个字:洪山殿。

 

家乡在湖南韶山大坪。

大坪原来为湘乡凤音四都。康熙35年,湘乡知县李玠编查都坊,根据湘乡地形,按照涟水河的走向,将全县分为上中下里,大坪属于下里(亦称十八里),因下里为县治所在,所以又称首里。

翻开同治年间湘乡县坊都图,怎么看整个湘乡区域就像一只青蛙,而大坪就在那青蛙眼睛的上头,处于蛙头的顶部。再上头就是当年的湘潭县韶山区域,传说当年舜帝南巡,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旁边取名韶山,相邻的大坪便也因此而得凤音之名。

这是一片新石器时代就有先人居住的地方。大坪乡出土过石斧、石铲等磨制石器,小小一隅,却是迄今发现的整个湖南最古老的人类遗迹之处。我家坪下的一块菜地,当年一座古墓,民国期间吸引了各地的盗墓人。后来我的父亲挖整菜地时,还翻到了一个唐宋年间彩色的人物釉器,前年我看到它时,头上的眉毛鼻子等五官,还是色泽鲜艳,栩栩如生。

2009年,我的一个堂叔承包了一项工程,他说起包工程的情景时,一再说是靠着先祖的荫德。他说,这工程业主的父亲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大坪的,再问是大坪哪里,谁的后人,堂叔一一回答,末了那业主父亲说:哦,你就是五福堂的后人呀。然后把我堂叔带到他儿子面前,说这是五福堂的人,信得过,你可以给他承包。

这不由让我想起岳父对我说的话来。我结婚后,在一次和岳父的闲聊中,岳父说,当年你第一次来这里,我就对人说,这伢子是五福堂的后人,靠得住。

哦,五福堂。

 

“那时候茶山托什么都没有,梅笙太公历尽艰难,后来在这里起了几间屋,”满头银发的十四叔爷用手比划着告诉我:“生了五个崽后,茶山托无缘无故跑来一头大水牛,不晓得是哪个的,一直没人来认领,梅笙太公就自己喂养了,后来人越繁越多。”

梅笙太公是我的高祖父,他的五个儿子,分别为春福(先麟)、乔福(先趾)、秋福(先呈)、冬福(先祥)、登福(先科)。这就是“五福堂”的由来。老二乔福,是我的曾祖父。

“这个家庭后来发展到50多人了,还是在一口锅里吃饭,没分开过。”十四叔爷眉飞色舞,“特别和睦。50多号人呢,做起事来既分工又合作,有专门种菜的,担水的,妇女轮流做饭,两人一班。衣服也是自己做的。”

那是民国年间湖南乡村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写照,不断辛勤的劳作,一点点的存着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再把积攒的钱一点点的买田买地。

听说那时五福堂把猪血都要留着,烟熏干了留着待客,是真的么?我问祖父。祖父说,没那事,猪血熏干了还有么?那是外面人传的,意思是说五福堂太节俭了。

“天没亮我就起来煮饭,那么多人要吃,可是菜呢,一般是两个,”我的祖母回忆道,“就是一个干菜,一个藠头叶子。”

“50多人吃两个菜?”

“嗯,就是两个菜,不过逢初一十五节日的,再加一点油荤,每个人碗里添一点。”

 

但是有干劲呀,付出了就有收获,每个人想尽办法为这个家庭多挣钱多出力。主要的劳动力,每个人配备一辆单轮架子车,给人跑运输,最多时候达到了15辆。插田扮禾更是特别热闹,有专门插直线的,在一亩田中间先插一行直直的禾苗,其他人再分别从两边互相开始竞争,看哪一边的先插完。抬扮桶的,只能一个人抬,不能两个人抬,那会分出一个劳力,所以抬的这个人,必须很早就学会背丁角桶。

“米也是自己舂的,”十四叔爷说,“要送人情了,统一送,有回礼打发的糖果,就拿回来平分,要是分不到,就只给小孩分。”

为了多挣钱,五福堂竟然还配备了一整套乐器,逢有红白喜事和正月,就可以派上用场,然后再用赚来的钱,一块一块的买田。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眼里最安全最实用的,除了田还是田。

还是为了多挣钱,五福堂连不起眼的渔网都制备了。

"大雪天,去帮人家破冰网鱼。”我的二叔父学文说,“没有套鞋穿,都是穿草鞋。”

打鱼的报酬并不丰厚,就是一条网手鱼。这一条鱼拿回家,自己也舍不得吃,卖给别人再换钱。有一次年前加餐,把一条网手鱼煮了,大人小孩们正无比兴奋的期待开饭时,有人来买鱼了。可是家里没有第二条鱼,就把这煮熟了的鱼卖给了人家,这样一点点来积钱买田。

到了民国47年,五福堂已经拥有了近百亩田地,四头水牛,成为了当地大户。和睦和仁爱,一时远近有名。

如果你问我,一头水牛算什么财富。我想说的是,在1952年湘乡县第二届劳模大会上,出席劳模193人,特等劳模只有12人,县政府给这12个人发了大奖,每人一头耕牛,其他劳模的奖品则是犁杖和锄头。

 

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后来的岁月戛然而止。

 

长沙至邵阳的5373次列车,咣当咣当的行进,火车上很多人停止喧嚷,把目光投向我的细叔父述文,和我哭泣的祖父。

我的细叔父打来开水,递给我的祖父。祖父接过,喝了一小口后,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对我的细叔父说:“你的爷爷,就是在这里劳改过。”

我的细叔父不知道,火车过了双峰,我的祖父,心就开始抖动起来。双峰,洪山殿,32年来,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地名。这窗外的一座座山,一亩亩田,可曾还记得当年自己的父亲,在这里徘徊的身影?这一处处花岗石,一堆堆煤炭灰,可曾就是当年父亲手敲肩挑的一块?

祖父终于看到了洪山殿三个字。那一刻万箭穿心。

“你爷爷从这里回去后,”祖父对我的细叔父说,“不久就过世了。”

 

洪山殿,我查找着这个地名。洪山殿站还在,娄邵铁路线上的一个四等小站。那是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当地政府正在着手把雷峰山打造为3A级景区,照片上水清得见底,山头翠绿。只是曾祖父当年,怕是没有这些景色的吧。

我问祖父,太公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劳改呢,祖父说,因为是四类分子。那时,曾祖父被划为“四类分子”之一的富农分子。

祖父已经记不得我的曾祖父在洪山殿期间的具体年月了。我按照这些回忆的事情,推定曾祖父应该是在1957年夏秋季节。洪山殿有一个煤矿,现在属于涟邵矿务局,当年规模很大,分了很多个工区,煤矿旁有一座高高的岩子山,堆放着很多矿井里挖出来的石岩,结合这一些,又几乎可以推断曾祖父是被安排在洪山殿煤矿。

 

1989,这一年的中国,很多个母亲在为她们的孩子哭泣,我的祖父在为他的父亲哭泣。

 

因为实在查不到曾祖父有什么过错,民国时期也没有亏待过乡邻,在双峰呆了两三个月后,上头就放曾祖父回了家乡。谁也不知道曾祖父在洪山殿是过的怎样的日子,受到过怎样的折磨,只是听细叔父说,我的祖父告诉他,从双峰回来后,我曾祖父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1957年的秋天,曾祖父从双峰回来,家庭里一片哀伤。曾祖父得知他走后,贤惠的二儿媳过世的消息,大放悲声。

曾祖父的心情和变化,都被我的祖父看在眼里。我的祖父从此多了一个心眼留意着,自己没在时,也要交代别人多加守护。

 

家族里再没有往日的欢声笑语,持续的批斗,让每个人都战战兢兢,惶然不可终日。当年的勤劳和睦,都成了今天的罪名,我的曾祖父一次次的被批斗着。

1957年12月27日,吃完晚饭的人们又进行着一场针对曾祖父的批斗会,各种捕风捉影抑或莫须有的罪名,一项项加在曾祖父的头上,散会后,为首的人扬言第二天还要接着开。

谁也不知道我的曾祖父那一晚是怎样的心情。室内一盏煤油灯,忽明忽暗的摇曳,室外是一轮半圆的月亮,散发着清冷的白光。曾祖父在屋外站了一阵,月光把他寂寥的身影长长的拉在地上。我总是想,那时候,我的曾祖父,一定是看到了这轮月亮,想起了双亲,他要去找他们了。

 

1957年12月28日,农历11月初八。宜:祭祀,祈福,忌:迁徙,出行。

上午生产队要出工,祖父出门前,再次交代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多陪着爹爹,守着爹爹。那一年,祖父的小弟九岁。

我的细叔爷至今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什么时候离开他的视线的。九岁的孩子,蹦跳的年代,一个转身,他就不见了他的父亲。

“我哪里晓得啊,”细叔爷说,“那时候很多事我都记不得了。我就记得你太公上山的那天,你十四爷爷在地上翻来滚去的哭。”

“我们就到处的找啊,”55年后,祖母这样告诉我,“大坪场、秧田湾,到处找。”

 

我的祖父听到自己父亲消失的口信,立即收工,喊上大伙一起找。附近的每一个山头,每一个池塘,越是不敢去想的地方,越是心急火燎的去找,生怕那里躺着自己的父亲。我的祖父长久以来的预感,在这时依然抱有一丝侥幸,父亲只是走开了一会,就会回去的。 

人们是在一间舂米的屋子里,找到了我的曾祖父。曾祖父恋家,不愿去野外,他选择了一个平时人很少去的地方,用三尺布维护了自己最后的尊严,终年56岁。旁边的两个石磨,见证着他对这个社会无言的抗议。

 

曾祖父这一代为先字辈。以五福为名,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辛勤,换来祥和平稳的幸福,在那个只要去做去拼就不会饿死的年代,的确实实在在的看到了希望,感受着勤劳带来的一切,到了祖父那一代,为绪字辈,排序是仁义礼智信这样下来,传统的中华儒家思想,敬天爱人,仁义礼智,就这样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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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祖父的哭泣
  
    1989年十月下旬。
    秋收结束后,26岁的述文,又踏上了去邵阳的行程,自从6年前高考失利后,他每年的日子,大部分都是在工程队度过。这一次,述文是随父亲一起去的。
    这是长沙至邵阳的5373次列车。火车上站满了人,放眼望去,一个个都是晒得黝黑的脸色,车厢里充斥着浓烈的汗味和娄底邵阳一带的湖南方言,述文和父亲面对面地坐着,一路上父子俩没有太多话,父亲时而端端正正的坐着,时而靠在座位上,两眼不停地望着窗外。
    窗外的景象,一路都是典型的湖南丘陵地带,并不太高的山峰,青绿黛绿,一座座掠过眼前,农田里七零八落的堆着黄白色的稻草垛,述文感到乏味,在心里划算着工程队的事情。
    5373次列车过了双峰县,窗外出现了很多白色的石头和黑色的煤堆,泛灰色的花岗岩山脉,随着火车的行进延伸了好几里,周边的房屋,底下全是石头堆砌,远处还有一座全是石头建造的天桥渡槽。这地方石头真多,述文想,要是把这些石头用到工地和家里,能派上很多地方呢。
    正这样想着,突然一阵哭声从对面座位传来,述文赶紧一看,是自己刚过了60岁生日的父亲,正在掩面而泣。年轻的述文不知所以,急忙问道,爹爹,您怎么啦?
    老人家不说话,伏在座位前的桌子上,终于抑制不住,像个小孩一样嚎啕痛哭。
    述文惊慌失措,赶紧找来毛巾,递给父亲,再往窗外一瞥时,一块灰白色的水泥站牌上,赫然写着三个字:洪山殿。
  
    家乡在湖南韶山大坪。         
    大坪原来为湘乡凤音四都。康熙35年,湘乡知县李玠编查都坊,根据湘乡地形,按照涟水河的走向,将全县分为上中下里,大坪属于下里(亦称十八里),因下里为县治所在,所以又称首里。
    翻开同治年间湘乡县坊都图,怎么看整个湘乡区域就像一只青蛙,而大坪就在那青蛙眼睛的上头,处于蛙头的顶部。再上头就是当年的湘潭县韶山区域,传说当年舜帝南巡,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旁边取名韶山,相邻的大坪便也因此而得凤音之名。
    这是一片新石器时代就有先人居住的地方。大坪乡出土过石斧、石铲等磨制石器,小小一隅,却是迄今发现的整个湖南最古老的人类遗迹之处。我家坪下的一块菜地,当年一座古墓,民国期间吸引了各地的盗墓人。后来我的父亲挖整菜地时,还翻到了一个唐宋年间彩色的人物釉器,前年我看到它时,头上的眉毛鼻子等五官,还是色泽鲜艳,栩栩如生。
    2009年,我的一位堂叔承包了一项工程,他说起包工程的情景时,一再说是靠着先祖的荫德。他说,这工程业主的父亲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大坪的,再问是大坪哪里,谁的后人,堂叔一一回答,末了那业主父亲说:哦,你就是五福堂的后人呀。然后把我堂叔带到他儿子面前,说这是五福堂的人,信得过,你可以给他承包。
    这不由让我想起岳父对我说的话来。我结婚后,在一次和岳父的闲聊中,岳父说,当年你第一次来这里,我就对人说,这伢子是五福堂的后人,靠得住。
    哦,五福堂。
  
    “那时候茶山托什么都没有,梅笙太公历尽艰难,后来在这里起了几间屋,”满头银发的十四叔祖父用手比划着告诉我:“生了五个崽后,茶山托无缘无故跑来一头大水牛,不晓得是哪个的,一直没人来认领,梅笙太公就自己喂养了,后来人越繁越多。”
    梅笙太公是我的高祖父,他的五个儿子,分别为春福(先麟)、乔福(先趾)、秋福(先呈)、冬福(先祥)、登福(先科)。这就是“五福堂”的由来。老二乔福,是我的曾祖父。
    “这个家庭后来发展到50多人了,还是在一口锅里吃饭,没分开过。”十四叔祖父眉飞色舞,“特别和睦。50多号人呢,做起事来既分工又合作,有专门种菜的,担水的,妇女轮流做饭,两人一班。衣服也是自己做的。”
    那是民国年间湖南乡村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写照,不断辛勤的劳作,一点点的存着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再把积攒的钱一点点的买田买地。
    听说那时五福堂把猪血都要留着,烟熏干了留着待客,是真的么?我问祖父。祖父说,没那事,猪血熏干了还有么?那是外面人传的,意思是说五福堂太节俭了。
    “天没亮我就起来煮饭,那么多人要吃,可是菜呢,一般是两个,”我的祖母回忆道,“就是一个干菜,一个藠头叶子。”
    “50多人吃两个菜?”
    “嗯,就是两个菜,不过逢初一十五节日的,再加一点油荤,每个人碗里添一点。”
  
    但是有干劲呀,付出了就有收获,每个人想尽办法为这个家庭多挣钱多出力。主要的劳动力,每个人配备一辆单轮架子车,给人跑运输,最多时候达到了15辆。插田扮禾更是特别热闹,有专门插直线的,在一亩田中间先插一行直直的禾苗,其他人再分别从两边互相开始竞争,看哪一边的先插完。抬扮桶的,只能一个人抬,不能两个人抬,那会分出一个劳力,所以抬的这个人,必须很早就学会背丁角桶。
    “米也是自己舂的,”十四叔祖父说,“要送人情了,统一送,有回礼打发的糖果,就拿回来平分,要是分不到,就只给小孩分。”
    为了多挣钱,五福堂竟然还配备了一整套乐器,逢有红白喜事和正月,就可以派上用场,然后再用赚来的钱,一块一块的买田。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眼里最安全最实用的,除了田还是田。
    还是为了多挣钱,五福堂连不起眼的渔网都制备了。
    “大雪天,去帮人家破冰打鱼。”我的二叔父学文说,“没有套鞋穿,都是穿草鞋。”
    打鱼的报酬并不丰厚,就是一条网手鱼。这一条鱼拿回家,自己也舍不得吃,卖给别人再换钱。有一次年前加餐,把一条网手鱼煮了,大人小孩们正无比兴奋的期待开饭时,有人来买鱼了。可是家里没有第二条鱼,就把这煮熟了的鱼卖给了人家,这样一点点来积钱买田。
    到了民国47年,五福堂已经拥有了近百亩田地,四头水牛,成为了当地大户。和睦和仁爱,一时远近有名。
    如果你问我,一头水牛算什么财富。我想说的是,在1952年湘乡县第二届劳模大会上,出席劳模193人,特等劳模只有12人,县政府给这12个人发了大奖,每人一头耕牛,其他劳模的奖品则是犁杖和锄头。
  
    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后来的岁月戛然而止。
  
    长沙至邵阳的5373次列车,咣当咣当的行进,火车上很多人停止喧嚷,把目光投向我的细叔父述文,和我哭泣的祖父。
    我的细叔父打来开水,递给我的祖父。祖父接过,喝了一小口后,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对我的细叔父说:“你的爷爷,就是在这里劳改过。”
    我的细叔父不知道,火车过了双峰,我的祖父,心就开始抖动起来。双峰,洪山殿,32年来,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地名。这窗外的一座座山,一亩亩田,可曾还记得当年自己的父亲,在这里徘徊的身影?这一处处花岗石,一堆堆煤炭灰,可曾就是当年父亲手敲肩挑的一块?
    祖父终于看到了洪山殿三个字。那一刻万箭穿心。
    “你爷爷从这里回去后,”祖父对我的细叔父说,“不久就过世了。”
  
    洪山殿,我查找着这个地名。洪山殿站还在,娄邵铁路线上的一个四等小站。那是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当地政府正在着手把雷峰山打造为3A级景区,照片上水清得见底,山头翠绿。只是曾祖父当年,怕是没有这些景色的吧。
    我问祖父,太公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劳改呢,祖父说,因为是四类分子。那时,曾祖父被划为“四类分子”之一的富农分子。
    祖父已经记不得我的曾祖父在洪山殿期间的具体年月了。我按照这些回忆的事情,推定曾祖父应该是在1957年夏秋季节。洪山殿有一个煤矿,现在属于涟邵矿务局,当年规模很大,分了很多个工区,煤矿旁有一座高高的岩子山,堆放着很多矿井里挖出来的石岩,结合这一些,又几乎可以推断曾祖父是被安排在洪山殿煤矿。
  
    1989,这一年的中国,很多个母亲在为她们的孩子哭泣,我的祖父在为他的父亲哭泣。
    “那是我见到的你爷爷哭的最伤心的一次。”我的细叔父说。
  
    因为实在查不到曾祖父有什么过错,民国时期也没有亏待过乡邻,在双峰呆了两三个月后,上头就放曾祖父回了家乡。谁也不知道曾祖父在洪山殿是过的怎样的日子,受到过怎样的折磨,只是听细叔父说,我的祖父告诉他,从双峰回来后,我曾祖父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1957年的秋天,曾祖父从双峰回来,家庭里一片哀伤。曾祖父得知他走后,贤惠的二儿媳过世的消息,大放悲声。
    曾祖父的心情和变化,都被我的祖父看在眼里。我的祖父从此多了一个心眼留意着,自己没在时,也要交代别人多加守护。
  
    家族里再没有往日的欢声笑语,持续的批斗,让每个人都战战兢兢,惶然不可终日。当年的勤劳和睦,都成了今天的罪名,我的曾祖父一次次的被批斗着。
    1957年12月27日,吃完晚饭的人们又进行着一场针对曾祖父的批斗会,各种捕风捉影抑或莫须有的罪名,一项项加在曾祖父的头上,散会后,为首的人扬言第二天还要接着开。
    谁也不知道我的曾祖父那一晚是怎样的心情。室内一盏煤油灯,忽明忽暗的摇曳,室外是一轮半圆的月亮,散发着清冷的白光。曾祖父在屋外站了一阵,月光把他寂寥的身影长长的拉在地上。我总是想,那时候,我的曾祖父,一定是看到了这轮月亮,想起了双亲,他要去找他们了。
  
    1957年12月28日,农历11月初八。宜:祭祀,祈福,忌:迁徙,出行。
    上午生产队要出工,祖父出门前,再次交代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多陪着爹爹,守着爹爹。那一年,祖父的小弟九岁。
    我的细叔祖父至今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什么时候离开他的视线的。九岁的孩子,蹦跳的年代,一个转身,他就不见了他的父亲。
    “我哪里晓得啊,”细叔祖父说,“那时候很多事我都记不得了。我就记得你太公上山的那天,你十四爷爷在地上翻来滚去的哭。”
    “我们就到处的找啊,”55年后,祖母这样告诉我,“大坪场、秧田湾,到处找。”
  
    我的祖父听到自己父亲消失的口信,立即收工,喊上大伙一起找。附近的每一个山头,每一个池塘,越是不敢去想的地方,越是心急火燎的去找,生怕那里躺着自己的父亲。我的祖父长久以来的预感,在这时依然抱有一丝侥幸,父亲只是走开了一会,就会回去的。 
    人们是在一间舂米的屋子里,找到了我的曾祖父。曾祖父恋家,不愿去野外,他选择了一个平时人很少去的地方,用三尺布维护了自己最后的尊严,终年56岁。旁边的两个石磨,见证着他对这个社会无言的抗议。
  
    曾祖父这一代为先字辈。以五福为名,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辛勤,换来祥和平稳的幸福,在那个只要去做去拼就不会饿死的年代,的确实实在在的看到了希望,感受着勤劳带来的一切,到了祖父那一代,为绪字辈,排序是仁义礼智信这样下来,传统的中华儒家思想,敬天爱人,仁义礼智,就这样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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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上海凯迪网友   第 5 楼
                              (二)士新的故事
  
    我的曾祖父过世后,一年后,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办公共食堂之风。这一年的秋天,祖父家族56人,被迫全体进入了队上办的公共食堂,食堂设在秧田湾。
    “总是吃不饱。”祖母说,“新伢子一岁多,吃饭时候吃到一粒谷,舍不得丢,把那粒谷找出来剥着吃了。”
    祖母说的新伢子,叫士新,是祖母的第四个孩子。
    祖母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大女儿淑坤和四子士新早殇。时隔53年,祖母依然记得士新的点点滴滴。
    “很可爱,懂事,”祖母说,“见人就喊。”
    “一岁多,能记得人,见人就喊?”
    “他记得,见人就喊。”
    1957年,士新来到世上。从喊出第一声嗯妈,第一声爹爹之后,一张甜甜的嘴就从没停过。有伯伯叔叔阿姨的经过,抱起,总是哈哈的笑着,两只小手起劲的上下挥舞,要他叫人,就顺着大人的指示咿咿的叫着,然后那人再经过,士新还记得人,还会叫出叔叔阿姨。一岁多的小孩极为聪明,人见人爱。
    小小年纪的士新,似乎也从没吃饱过。断奶后,开始吃烂饭,饭调得稀稀的,定量是二两,他不干,小手经常伸向母亲的那碗干饭,那有四两的定额。
    士新的父亲每天在队里出工,母亲在丁家坳捞布厂织布,父母亲都没有时间带他。士新听话,很少哭,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望见母亲下班了,来抱他。这时候的士新,老远哈哈的笑着,伸出双手,等待母亲的怀抱,一抱起来,就是不停的笑。
    士新来到这个世界,除了母亲的奶水,就是有限的米饭和蔬菜,连一粒糖果、一个鸡蛋,他都没有吃过。我的祖母说,那时候,哪里有鸡蛋呀。
    1959年,湘乡到处出麻子(天花),一岁半的士新也感染了,身上出现了点点的红斑,爹爹嗯妈不再叫的那么起劲,湿润的小嘴开始变得干涩。
  
    53年以后,我的祖母说她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天。
    1959年4月9日,我的祖父挑着担子,一头是摇篮里的士新,一头系着砖头,从丁家坳捞布厂赶往湘乡白田上头的关圣殿,那里有一位远近闻名的肖立元(音)老中医。从丁家坳到关圣殿,祖母说至少有二三十里,可是她走的很快,把祖父抛在后面,见到了肖立元(音)医生。肖医生刚一把脉,就说小孩不行了。我的祖母急的只知道哭,不会,请您一定再看看。医生再一把脉,说落气了,还是回去吧。
  
    我的祖父再没有说话,咬着牙挑起了摇篮。1959年的春天。田埂上,道路边,望得见一朵朵黄色白色的野菊花,绽放春天的气息。我的祖母,望着摇篮里静静躺着的士新,怎么也不相信,她爱笑的士新就这么没了。
    士新,我们回家。黄泉的路那么冷那么黑,你才一岁半,怎么可以走下去呢?你一定会大声的哭喊着嗯妈,那你睡一睡,等下就醒来,妈妈会抱着你,那是你最开心的时候,回到家,妈妈再给你一碗四两的干饭,让你吃个够,还给你一些南瓜拌在饭里,那是你喜欢吃的,那里有甜甜的味道,啊?
  
    “这么多年了,你一问起,我的心就痛起来了。”祖母说,“痛,在心里扯。”可我还得问下去,甚至不放过一个细节。
    哦,奶奶,原谅我。
    那是一岁多的士新,端起饭碗,津津有味的嚼着,小心的吐出一颗谷粒,从桌上拾起来,再放进口里,小手和牙齿配合着,把外面的糠皮剥了,红润的小舌头顽皮的伸出来,就把那粒饭卷进了嘴里,冲妈妈开心的笑着。
    数十年来,这一幕就成了我的祖母心里挥之不去的伤痛。
  
    印象里不是说建国后湘乡很快根除了天花么?再去找,我没记错,《湘乡县志》记载,1952年,“全县普种牛痘,免费受种37万多人,此后天花绝迹”。而老人们口里说的1959年到60年代初天花横行的历史,县志里没有半句提及。一直查到1980年,县志自从1952年宣布天花绝迹以后,再无天花两字出现。
  
    士新早殇后,这一年的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公共食堂的社论。标题是《我们的生活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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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楼
                               (三)五福堂之五福
  
    1959年10月,信阳事件爆发,各地农民大批饿死现象不断出现。
    五福堂的老五登福,没能熬过这一年的冬天。
    登福和他的二哥一样,也是用一块布解脱了自己。终年45岁。
    你们要合得来,要齐心。走前那几天里,他对他的几个儿子这样说。
    “我还记得那一餐的粑粑。”我的二叔父说。
    “那时你5岁,那么小就记得么?”
    “记得。”二叔父很肯定:“那一餐我到如今印象都很深。”
    那一年我的二叔父被寄放在下冲坡他的外婆家。5岁的他,那天一个人在屋外玩耍。
    登福煮了满满一面盆的米粑,默默抱起玩耍的侄孙。两个人都不说话,围着一张桌子,守着一面盘的米粑,大口的吃着。
    53年后,我的二叔父还感念登福这一顿米粑。“那真是一顿饱饭,却是你五太公的最后一顿上路饭。”
    登福一定是不愿黄泉路上还饿着肚子,临走前他还留下他的慈悲。
    饭后就是彼岸花开,生死两隔。“吃完不久,”二叔父说,“你大伯爷就急忙喊人,说你五太公在秧田湾不行了。”
    布条悬颈的那一刻,登福心里该是千般难舍。人们看到他的时候,他的两个拳头攥得紧紧,怎么分都分不开。
    登福更不会想到数年后,他不到20岁的二儿子绪荣,用同样的方式,选择了和父亲一样的不归路。
    “你十爷爷(绪荣)很能吃,粑粑能吃一大面盆。”我的祖母说。
    “他身体魁梧,食量大。”二叔父说。
    十多岁呀,正是长身体的年龄。绪荣每天都是饿着肚子。他想尽了自己能想的办法,寻找着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出工的空隙,他在田埂和悬壁上不停的找,运气好的时候,能找到一棵鱼腥草,绪荣搓一搓,立马就把它塞进嘴里。
    哦,不对,绪荣也吃饱过。那是没进公共食堂前的事。
    没进食堂前,50多人的大家庭,还是在一个锅里吃饭。每次煮饭前,先用少量的米,用水浸泡两三个小时,再用石磨来磨成米浆。把这些米浆放进一口大锅里,锅下烧火煮,锅上用一双70厘米的长筷子不停地搅,筷子是用原木做的,有成年人的中指粗,两头的顶端用绳子连在一起。搅拌时,每次要添加石灰水,这样煮出来的米糊就显得浓稠一些。
    有一次,不知道绪荣是有意还是无意,添加石灰水时,绪荣把钵里沉淀的石灰渣倒进了锅里。结果那一顿米糊极苦,大家都难以下咽,绪荣坐下来,一个人慢慢的吃。
    “这一次他就饱餐了一顿。”二叔父说。
    后来绪荣太饿了,他去偷生产队的南瓜。抓住了,拳打脚踢,绪荣能承受,一声不吭。可是还要批斗,他终究忍受不了那些侮辱的言语。只是绪荣临走前,没能像他的父亲一样吃饱上路。
  
    紧接着老五登福,是老四冬福。1960年4月初八日,登福的儿子绪喜从生产队收工返家,进门后就望见了床上已经僵硬的父亲,一条腿还垂在地上。 
    “四太公就是饿死的。”祖母说,“在檀树湾。没得一点东西吃。”
    冬福终年52岁。不知道他临死前,是不是还挣扎着想爬起来,去找吃的东西,可是他没有力气挪动第二条腿了。 
    五福堂,就剩下秋福了。
    秋福最先送走的,是他的大哥春福。
    春福身体不好,常年都是病,“我好冷。”春福经常这样说。那一年,毛泽东写了一首《浪淘沙 北戴河》,最末一句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春福却没有感受到换了人间的暖意,他觉得时时都是萧瑟秋风,于是他经常裹着厚厚的几层衣服,还是喊冷,他该是心都冷了。
    1954年,春福在一次吃饭时,吃着吃着就不行了,终年55岁。
    送走了朝夕相处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后,秋福的心情,或许只有他一个人能够体会。人们有时看见他一个人长久的坐着。1960年的农历7月15日,他带领家族人摆了一张桌子,给他过世的双亲和哥哥弟弟们分别摆了一只碗一双筷,秋福跪在地上,一个人喃喃念着,眼泪流个不停。
    “那一年你三太公还和我借粑粑吃。”祖母说。
    1960年,我的祖母回娘家,我的外祖母知道粮食紧缺,女儿要走前,就用磨碎的大米粉,煎了一小篮米粑,嘱咐女儿带着回婆家吃。我的祖母经过秧田湾,迎面碰到了我的三太公秋福。
    秋福看见了那个小篮子里的米粑,眼睛再也挪不开了。满脸堆笑,小声的问我的祖母:六婶(注:祖母原话如此),跟你借几个粑粑吃?我的祖母忙从篮子里拿出几个递给他。
    “说是借,其实哪里有还呢。”52年之后,祖母这样对我说,“他饿,造孽呢。”
    可是秋福也支持不住了。
    1961年5月的一个太阳天,秋福找来一些六六粉,和着水喝了下去。人们见到他时,他的身体卷曲着,保持着翻滚的模样,嘴巴微张,似乎在诉说喝下这六六粉的痛苦。
    “五福”,至此无一幸存。
     哦,五福堂。
  
    “你的五个太公,没一人活到60岁。”数十年后,我的祖父几次对我这样叹息。
    从1958年秋天进入公共食堂,到1961年春天食堂解散,大家庭里当年一起进去的56人,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非正常死亡15人,超过四分之一。
    1961年元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后,3月下旬,胡乔木奉毛泽东之命,率领调查组前往韶山大队和湘乡大坪大队调查。
    4月14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信,送交调查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等四份报告,并建议解散公共食堂。
    胡乔木的这份信中,反映了湘乡楠香、石匠两个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20%”左右。这个数字和祖父家族里的死亡比率大体相当。
  
    湘乡县志这样记载:4月21日,沙田公社大坪大队陈家湾食堂在中央考察团的帮助下率先解散。5月初,全县各地公共食堂解散。
    没有了么?没有了。那么多人命,那么多苦难,全都浓缩在这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一句里。我不甘心,一次次的搜索1950到1970年代的记叙,不奢望能找到饿死的人数,更不奢望会找到一个个曾经鲜活的姓名,我只期望哪怕是能看到一个“饿”的字眼,那多少也是这个国家的良心,可这个字始终也没有出现过。
  
    如果真的有时间机器,就请载我一程,让我在四维空间里,遥望那个年代里我的先人。我想知道我的高祖父和他创立的五福堂,都长什么模样,都是什么性格,我想看看当年五福堂的欢歌笑语和热闹非凡的场面,看看他们的勤劳和睦。我还想看看,五福堂后来的绝望和无助,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和残酷,以至于他们一个个相继赴死。
  
    点燃一支烟,在这夜深人寂时。烟灰却不经意弹落,散在写满一个个先人名字的纸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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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楼
                             (四)湘军中的月城赵氏    
                                                     
     2010年元月,我从祖父那里找来了三册月城赵氏六修族谱,每一册都是厚厚的。一页页的翻阅着,一个个从来没有听说的名字,清晰的映入眼帘。我不知道他们,只是那名字前相同的第一个字,提醒我都是和我源于同一个祖先。
    据湘乡月城赵氏五修族谱记载,始祖为宋朝忠简公赵鼎,传至庭辉公,明洪武年间开派月城,“为月城赵氏一派祖”。
    月城在哪里?我问祖父,祖父语焉不详。有关月城的位置所在,老一辈的人也说不出个具体,我的细叔父说,月城就是白田。
    民国五年刊修的《湘乡月城赵氏五修族谱》序中提到,本族自元明之后,历经战祸兵乱,“子姓寥落,其传者仅庭辉一脉”。旋后又有记载,庭辉讳源,号辉三,“由白田薛家冲徙居月城”,据此似乎白田与月城并不相干。
    同样又有记叙,清朝乾隆5年,“创建宗祠于湘乡县治五十里之月城”。梅花丁家坳有一处赵家祠堂,据说就是月城赵氏祖祠,而丁家坳距离湘乡县城大约也是五十来里,这样看来,月城基本可以断定就是大坪了。
    正欣喜终于发现了月城所在时,突然又看到乾隆年间湘乡人周定宁写的《韶山记》一文,文中说道,“长天,黄田,白田,月城,山之保障;黑泥,花桥,桃树,山之前朝”。如果地名至今没变的话,黄田就在今天的丁家坳旁边,而白田又和丁家坳相隔较远了,照这种地势排序,月城自然又不是在丁家坳,而是位于白田上去的地段了。
    我再也找不到其他有关月城的记叙和资料了,依据庭辉公坟墓就位于白田的事实,再结合上述相关记载,我只能大体判断传说中的月城,应该位于白田与大坪一带区域,如果以丁家坳为基点的话,月城就位于北方或西北方20里范围之内。
 
    我问祖父,月城赵氏始于洪武年间,至五福堂的先字辈,已是第19代,600年里,这个家族里出过名人没有?祖父说,世代耕田,没出过名人吧。想了想,又说,据祖辈相传,清朝年间出过一个知县,好像还有一个秀才,其他没有了。
    祖父说的其实并不确切。单是在清朝咸丰、同治两朝,月城赵氏门下几个支派就屡受诰封。庭辉公第17代孙赵焕联,湘乡凤音四都人,曾任布政使衔云南按察使,策勇巴图鲁,总理湖南营务处,封荣禄大夫。他也是最早跟随曾国藩办理团练的骨干人员。布政使官衔为从二品,而荣禄大夫又为从一品,无论从哪一个看,这都比一个正七品的知县高了很多级。而赵焕联为道光丁酉科举人,功名上又比生员的秀才要高了。
    祖父说他以前看到过家族里保存下来的五修族谱,但是在文革时和其他书籍一起,被红卫兵付之一炬了,记忆应该就是在这里开始了断层。
    不止赵焕联,还有赵焕基以及兴字辈的赵兴牍等人。赵焕基,挚勇巴图鲁,诰授武功将军,同治三年由副将升任正二品总兵,为湘军李续宾心腹爱将。他的墓地就在大坪泉塘背上。赵兴牍,字作舟(册名有才),花翎副将,果勇巴图鲁,他的官衔为从二品。
    因为没有看到过五修族谱,之前一直无从知道这些先人和他们的事迹。只是心里始终有个疑问,曾国藩是从湘乡起家,难道庭辉公门下就没人跟随文正公南征北战么。这一次深入调查下去,才知道不仅有,而且不止几个,是上百号人。
  
    始祖忠简公赵鼎,为高宗时宰相,因与秦桧合议不和,罢相,出知泉州。1147年,料秦桧必欲除之,手书“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绝食而死。
    原来,我的先祖从第一代开始,就是和这个国家息息相关。一个又一个的世纪过去了,朝廷换了一代又一代,总是国步艰难的时日多。而始祖当年命途多舛的人生,在他的后世子孙身上不断地重复。
    湘乡月城赵氏,先后跟随曾国藩参加湘军的大约有120余人。除了赵焕联、赵焕基等极少数功成名就之外,更多的是默默无闻抑或战死沙场,就连从二品的花翎副将赵兴牍,也在他30岁的时候,咸丰八年10月19日阵亡于安徽。赵焕基的胞弟焕坤也未能幸免,这一年他和堂侄兴牍一同战死于桐城。
    咸丰八年,湘军悍将李续宾在三河之役中失利自尽。月城赵氏的族人,也在这场战役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焕垣就是其中的一个,时年30岁。
    在前清梅英杰编撰的《湘军人物年谱》(一)里,我还意外的发现了其中也有关于月城赵氏人物的记叙,“飞檄召赵克彰以六营赴援,克彰不进”。
    文中所说的“克彰”,即是焕基,三河战役时率三千人驻守桐城,目的是确保李续宾后路。奇怪的是三河危急时,李续宾要他急速救援,焕基竟然按兵不动。
    我不知道焕基的动机所在,或许当时他有着自己的想法或者担忧,我能肯定的是,焕基绝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断:一是此役后,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请将焕基问罪,李续宾的父亲闻讯后,立即致书湖广总督官文亲自求情,这和有丧子之痛却替见死不救的将领说话有违常理;此外,败中不救更是湘军统帅曾国藩最为痛恨的,遇有此事立即杀无赦,咸丰三年10月,曾国藩就忍痛处死了对自己有救母之恩的营官金松龄,而三河之役后曾国藩尽管大恸不已,却依然没有过多责备焕基。二是李续宾部在三河彻底溃败后,焕基仍然在他守卫的桐城作战,胞弟焕坤以及堂侄兴牍就是在桐城阵亡,可见桐城之战一样惨烈。三是此后焕基继续与太平军作战,并数败陈玉成,同治三年3月,又与提督成大吉、总兵杨朝林合败捻军于湖北枣阳。(注:三河战役时,亦有诸多将领劝说李续宾退守桐城,李续宾未有采纳。据此我推断赵焕基应该也是出于此心理,目的是为了确保桐城安全,以为湘军最后据点,因为桐城守军本来就不多,李续宾以近六千兵力对付太平军十万之众,焕基与其分兵出城,确实不如留待李续宾退守桐城一处合击,关键可能也就在这里,他没有料到常胜悍将李续宾再也未能回来。)
  
    湘军的胜利,在我今天翻阅先人的事迹时,没有半点的自豪心情。专制统治者,无非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罢了,本质还是一样。我只是想,在这场维护儒家传统文化与“魔鬼的化身”(注:马克思语)的斗争中,我的先祖们也卷进了那个年代的潮流,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为我的祖先而自豪。与此同时,我更痛惜那些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生命的、普普通通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哪一方,也无论是士兵还是官长。
    逝去的每一个生命,当初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这每一个死去的人,生的时候历经颠沛流离,伤寒病痛,死后却没有一了百了,痛苦又留给了他的家庭和更多的人。
 
    咸丰八年三河之役后,湘乡满城缟素,“处处招魂,家家怨别”的惨象随处可见。
   《同治湘乡县志》《列女志》记载了一个姓万的妇女,“军功刘载然妻万氏,事舅姑能得欢心。咸丰八年其夫从戎广西,阵亡,明年始闻耗,氏哭甚哀,誓以身殉。家人劝喻之不可,竟乘间沐浴更衣,自经死,时年十八。”
    在湘军月城赵氏跟随曾国藩从军的120余人里,有三个普普通通的军士,他们是第18代兴字辈。
    兴澔、兴漪、兴茝,三人为同胞亲兄弟,咸丰九年于安徽太湖全数阵亡,数月后消息传到凤音四都,三兄弟老父哭断肝肠,以头撞墙不止。
    你怎么也不忍去想象。
 
    同治13年刻本的《湘乡县志》,卷十九《人物志 乡勇》,厚达83页。密密麻麻,记载着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年间,血染沙场的湘乡县籍官兵名字。20年间,名册上记载的阵亡人数为15362人,病故人数为5628人,阵伤亡故936人,总计死于疆场的男丁达21926人。
    拿着这本厚厚的县志名册,看着铺满纸张的一个个姓名,再想起现在的县志,怎么都觉得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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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楼
                                (五)赵恕人与他的抗战
  
    “日本人过湘乡那一年,从章公桥、祝赞桥过身。”祖母说,“林家湾三门塘的人都躲到下冲坡来了。”
    这么近,历史好像就从身边擦过。
  
    祖母说的日本人从章公桥过身,是真的,确切的说,是1944年6月20日这一天。
    1944年6月,日军兵分三路进犯湘乡。祖母说的这一路日军,是从宁乡南下,沿湘宁大道路线行进的第11军40师团。6月20日的清早,日军第40师团骑兵与步兵部队从竹赞桥、大坪坳经章公桥,再往林家湾经沙田进犯湘乡县城。
    21日,县城沦陷。县长周世正组织了湘乡县抗敌自卫团,与国民革命军第73军一起抗击日军。
    湘乡县抗敌自卫团下设3个大队,1个独立中队,8个联乡大队。其中第一联乡大队长为周宝岩,副队长赵恕人(注:据时任凤音乡文书兼主管后勤的赵小春回忆,为7个联乡大队,其中赵恕人为第一联乡大队长,周宝岩为第一联乡办事处主任。赵小春,今白田镇星辉村官山岭人。然而我查到又有一个第八联乡大队,队长贺云梯,本着对每一位抗战前辈的尊重,本处采取宁信其有的立场)。
    自卫团利用熟悉的地形和血肉相连的群众关系,不时伏击日军,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仅1945年1月至4月底,自卫团各部参加大小战斗共126次,打死日军372名,伤敌541名。
    1944年8月17日晚至18日,奉日军湘乡守备司令部司令金井命令,皇协军教官兼翻译龙树飞带领日军扫荡了悦来乡15保(注:今枚坪村),屠杀老百姓48人。
    12月底,第一联乡大队悦来自卫队长潘才华率队员潜入县城,抓获了龙树飞。在湘西乡第一联乡大队部里,怒火冲天的副队长赵恕人将龙树飞砍成八块。
  
    赵恕人,字咏南,庭辉公第19代孙先字辈,湘乡凤音乡16保人。他当年的家,就在今天的韶山大坪梅花颜屋塘。
    当走进历史,寻找着每一个普通的过往老人,你会听到并不遥远的脚步声,穿过万籁无声的隧道,咚咚的在你耳际作响,然后越来越近。
     那近在咫尺的颜屋塘。幼年时代的梅花学校,懵懂无知中多少次玩耍,我不知道这里有一位抗日的先人,后来读初中,读高中了,还是不知道。课堂上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告诉过我,这里出过我们的英雄。
    再近一点,1944年9月,忠义救国军一个营,450多人的官兵,配置美式装备,奉陆军第73军彭位仁将军令,从宁乡田坪里方向开来,就驻扎在东枫屋场、东冲湾、老屋里,配合赵恕人的第一联乡大队抗击日军。
    每一个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名,如果以老屋里为基点,面朝东方,向左500米是东冲湾,向右500米是东枫屋场。
  
    赵恕人从颜屋塘走出去,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6师3团团长,上海、南京、武汉三次对日作战,都留下了他的血汗。之后颜屋塘的母亲病重,事母心切的国军团长又回到了生养他的这片土地,旋后被乡民代表推选为凤音乡乡长,直接领导并指挥凤音乡自卫中队对日作战。
    1944年8月,日军到泉塘、桐树头、横路桥一带抢劫,赵恕人得到情报后,亲自前往查看地形,调遣部队行动,作出伏击部署,使得凤音乡自卫中队在桐树头取得了本次伏击战的胜利。
    9月8日,赵恕人指挥凤音、南薰、弦歌、湘西四个中队的300多人武装,与忠义救国军协同作战,在凤凰界子再次成功伏击日军,此战击毙38个日军和4个汉奸。
    9月下旬,赵恕人率领湘西、大育两个自卫中队埋伏在薛家铺山区,再次痛击前往大育塅抢劫返城的日军。
    10月23日,赵恕人再率四个中队的300多名自卫队员,埋伏在史家坳山区,忠义救国军的部队埋伏在姜畲与七里铺交界的月塘坳,此次伏击共击毙日军40多人。
    1945年1月,柳树铺阻击战,紧接着是窄口冲伏击战。
    6月1日,石狮港伏击战。
    此后,赵恕人率领湘乡联乡第一自卫大队驻防石狮港、三角塘、泉塘、红岑上、蔡石港、新研铺等地,与盘踞县城的日军对峙到抗战胜利。
    8月23日,驻湘乡的日军十七旅团金井部队在县城悬挂白旗投降。
    1945年9月,凤音乡举行抗日战争胜利庆祝大会,父老乡亲赠予赵恕人一块大匾,匾上四个金光大字,“劳著乡邦”。
  
    一连串枯燥的数字,远远不足以说明这就是赵恕人和他的第一联乡大队以及忠义救国军的事迹,我想说的是,当年,在这片土地上,第73军和湘乡县抗敌自卫团,是这些热血男儿在这里出生入死。
  
    日本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的两个星期前,7月29日,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进入湘潭。(注:南下支队,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1945年3月23日,改名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就这样在不起眼的拐角之处,望见这历史中的点点滴滴。
  
  
    在祖父撰写的《老有所乐》一书中,收录了一封上世纪90年代祖父写给赵恕人夫人碧钧女士的书函,信是寄往台湾的。
  
    湘乡抗战沦陷时期,有近两千湘乡人充当了汉奸或参加皇协军。这些投敌的湘乡人,除了刘汉良、龙树飞等几个家庭较为富裕者外,其余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以及家徒四壁的市民,因此抗战胜利后,湘乡县国民政府只是处决了几个汉奸头目,对这些投敌的普通平民并无深究。
    1949年后,这批曾经投敌的人因为贫穷,成了大红大紫的贫下中农,他们是朝抗敌志士们举起屠刀最积极的人。
    1951年秋,原湘乡县抗敌自卫团第六联乡大队长蒋水生被枪决。
    1952年2月28日,曾抓获汉奸龙树飞的悦来自卫队长兼悦来乡15保长的潘才华,在悦来完小被公审,审讯会上,与潘才华有宿仇的汉奸家属们一齐声讨,潘才华百口莫辩,只有声嘶力竭的大呼抗日无罪,旋后被押至后山枪决。
    抗战烈士的尸骨也没能幸免。1970年,湘乡潭市修反帝渠道,把长眠在潮音阁的第73军抗日阵亡官兵杨通顺等30具烈士遗骨扔落一地,潭市治保主任还派人通知潭市完小邓朝东校长,要他立即带学生来对这些遗骨展开阶级斗争现场批斗会(注:最终因天气炎热,邓校长怕学生们受惊吓,治保主任才罢休)。
    这些烈士遗骨,被他们当年保护的当地老人偷偷掩埋。
  
    在湘乡县抗敌自卫团的大小队长中,只有赵恕人跟随国民党撤退去了台湾,在一个连烈士遗骨都不放过的年代,其他留在大陆的队长们的命运可想而知。而在湘乡新政府近3万的四类分子改造中,没有一例针对汉奸及其家属的改造,仅仅因为他们是贫下中农,正是新政权赖以生存与声讨前政权的基础。
    在今天,我依然为这位前国军团长、庭辉公第19代孙而庆幸,也为海峡那边的台湾而庆幸:在保存并延续了最正宗的中华文化一脉的同时,自由之花也正在愈来愈绚丽的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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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楼
                                              (六)活着

    2011年的正月,一行人前往周边邻居家拜年时,章水良对我的两位叔父说,我最佩服的,是六伯伯对世事的态度和平淡心。水良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有一次也曾问过六伯伯,您对以前的事真的看得开么?六伯伯说,一个新政府的建立,对一些事情采取的做法能够理解,因为他必须这么做(才能巩固)。
    水良不知道的是,他看到的也许只是表面。在我而言,祖父的淡泊和平静,固然有其个性修养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质朴而善良的老百姓,在强势的政权暴力下一种无奈而无力的直面。
    水良不会知道1989年我祖父的恸哭,也不会知道我的祖父,在他的文字下,掩盖着怎样的伤痛和悲凉。
    在祖父的“祭先父八秩冥诞文”中,这样写道,“吾父以不能同流合污遂弃世焉,痛哉!今已二十有三年矣,儿等触风木兴悲,读蓼莪抱痛,戴天忍恨,隐迹田庐”。
    祖父撰写的《老有所乐》一书的前言,最后一句是,“抑亦使来者阅之,悲余志焉”。就这么一句,道尽辛酸凄凉。
 
    1954年,我的二叔父出生。我的祖父每天要出集体工,我的祖母在织布厂,二叔父小小年纪就被送到了幼儿园,先是在茶山托,然后转到檀树坝,再然后转到白田坳。
    开春后,稻田里用来做肥料的红花草开了,幼儿园的小孩子们全都往田里跑,一把把的抓着吃。我的二叔父有时能找到一两个白菜根,四岁多的孩子就像捡了宝贝一样,拼命的啃咬,可是那菜根太硬了,几次都咬断了牙齿,嘴里流着血,痛的只呼气,还是舍不得丢掉这眼前的美食。
    即便这样,白田坳200多人的幼儿园,最后也只剩下了几个人,我的二叔父是最后一个被接走的。
    “怎么只剩下几个人了呢?”
    “死的死,走的走,最后就只有几个人了。”
    “死了多少?记得具体人数么?”
    “那么小,怎么记得具体人数呢。”二叔父说,“只记得死了很多。”
 
    二叔父至今还记得当年一个小学生的造句。出题是“心满意足”,老师要求组成句子,那学生是这样写的:我只要有半斤米一餐就心满意足了。
    怎么能不心满意足呢?那时候,只要山里哪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土茯苓,整座山立即就会被翻个遍。
 
    “你的外太公造孽。”我的祖母说。
    祖母说的我的外太公,是她的父亲庞南钟。祖母当年的家族,是韶山清溪镇的大户。听祖母说,她的祖父,庞南钟的父亲庞香村,当年和毛顺生一起做过粮米生意。祖母说,那时两家经常走动,并有意把各自的长女长子相配,以结秦晋之好,毛顺生的长子毛泽东不同意,说不娶没有读过书的女孩,再然后随着庞香村搬迁到湘乡凤音下冲坡,两家关系就慢慢断了来往。
    “那时候女的哪里有书读呢,就是织布做家务。”祖母说。那个年代的庞香村,同样抱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
    1960年10月,我的外曾祖父辞世,死时浑身浮肿,两手更是肿胀得皮肤破损流脓。
    “你的外太公也算是饿死的。”我的祖母说。
    祖母继续说着,我一点点的听着,我知道外曾祖父那全身的浮肿,其实就是饥饿引发的症状。
    祖母的家族也该有多少故事。祖母的舅舅彭正武,民国期间就读于国立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分配至甘肃任文职官员,写得一手好字,我的外曾祖母一直保存着一个笔筒,那上面就有她哥哥的亲笔题字。
    “他真是有才华。”我的外曾祖母经常这样对她的子女们说,要他们像舅舅那样学习成材。
    1949年后,彭正武被新政权枪决。当年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原罪就是曾有过在国民政府任职的经历。
 
    伴随着饥饿的,还有无休无止的批斗会。
    “我的叔外公就是在食堂被斗死的。”细叔父说,“死后就是你爷爷、还有我姨夫赵九如、庞国良几个人去埋的。”
    这几个负责掩埋的人,都饿的不行,没有力气挖墓坑,“几个人霸蛮”,才终于挖了一个浅浅的坑。
    “原大坪中学校长章锦仁的父亲斗得不行了投塘自杀了,那些人把他的尸体捞上来,继续斗。”
 
    我的五伯祖父有五个儿子,人多,被抓的小事把柄也就多。有一次他的儿子士阳,用粉笔在屋里的地上练字,地上总是不好写,就把字写到床前的踏板上。老屋里的小学生,满脑都是时下主流教育的灌输,怀着对伟大领袖真诚的感情和热爱,他写了这样一行字: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可是我们的小学生写错了地方。警惕性极高的大队支书,每天在他的领地里转来转去,寻找着任何可疑的迹象,自然,床踏板上的这几个字也没有逃过他的法眼,那根紧绷的阶级斗争之弦让他立时感到,有人要踩毛主席,阶级敌人的后代妄图反扑了。
    于是我的五伯祖父被拉出来批斗,“斗得要死。”
    1975年,我的二叔父21岁,和科林等伙伴一起玩耍,意气相投的几个年轻人玩的兴起,没注意到无形中冷落了前大队支书的儿子。于是前支书两口子怒气冲天,把其中玩耍的丽萍揍了一顿,又冲到我的祖父家来揍二叔父,一向逆来顺受的祖父气不过,一声喊,生产队的人几乎全都围拢过来,齐声指责前支书,我的二叔父终于逃过一劫。
    专政下当权者的骄横跋扈可见一斑,哪怕只有小小的一点权力。
    1976年,13岁的述文正在读初中,看见东冲湾的赵士冬被两个人押着,手拿铜锣,到大队部接受批斗,大队支书勒令士冬跪在地上,几个人不停的打他耳光。13岁的少年吓得赶紧跑过。
    士冬的父亲赵干夫,是地主成份,老实巴交的农民,50多岁连县城都没去过,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划为地主,是因为他拥有一头水牛。
    我的父亲1951年出生,我想他的经历肯定比二叔父更多。可是在父亲口里,我问不到有关过去的一丁半点苦难。父亲说,那时候年轻,能做,感觉也没有什么太苦的事。
    父亲这里问不到,我去问母亲。
    “你爸爸什么都不说的,对我也没说过。”我的母亲说,“不过听你奶奶说,你爸爸受的苦很多。”
    “有一件事我也是听你奶奶说的,”我的母亲想了想,“那应该是60年代的事了。”
    那是双抢期间,我的父亲每天在田里打石灰,双脚烧烂,行动困难,于是他忍耐不住了,怎么天天要我一个人打石灰呢?这一下捅了马蜂窝,队里的政治指导员呵斥道,你是四类分子的后代,你就是必须天天打石灰。于是几个人把父亲双手反扭着,要押送去大队部批斗。
    在父亲口里,我也得不到任何有关饥饿的记忆。母亲生下我的妹妹后,已经是1978年了,最苦的日子早已过去,从这年一直到1982年分队,一家四口,饭食通常是这样的:早晨用半升米伴着红薯煮熟,早餐就挑着红薯吃了,午餐就吃早上剩下的米饭,晚餐煮半升大米磨成的米粉。
    “那时候你爸爸对我说,他就只要我带好两个人,他就天光半夜的去做。”
    那段期间的口粮,扣去上交的270斤储备粮,四个人一年是1480斤的稻谷。
 
    听奶奶和细叔父说,我的父亲和二叔父小时候都很会读书,人都很聪明,可是读了小学后,因为家庭成份不好,10来岁的年纪就开始出集体工。据细叔父的文章说,“两兄弟无论是队长安排什么事,总比别人干的好,又干得快”。
    我的父亲小时候有着很多的爱好,一节竹子在他手里转眼就变成了一根笛,小学时的父亲喜欢画画,有一次在书本上,画了个穿着古代皇帝服饰的人物,我刚上小学的二叔父觉得好玩,拿过本子写了几个字,也被支书抓住了把柄,于是又要批斗我的祖父。
 
    在一场场的运动和批斗下,我的祖父变得极为谨小慎微,对三个儿子严厉管教,动辄打骂,生怕他们平常说话和做事有半点不慎,授人把柄;对外,尽量委曲求全,打落牙齿和血吞。
    父亲和两位叔父对我的祖父当年的严苛从无半句怨言。我的细叔父说,莫怪你爷爷对我们这么严,不这样命都没了,很多成份不好的就断后了。
 
    在那残酷的年代,人性的光辉依然还在闪烁。
    1976年10月,父亲和祖父分家不久后,母亲喂养的两头小猪病死了,我的祖父很是伤心,在墙角一隅哽咽不止。这时候,队里的支书过来了,号召生产队每户都来买一斤,他自己带头买了一斤,每斤5毛钱,毛重50斤的小猪,换回了10多元钱,好歹减少了一些损失。
    再往上溯,我的父亲因为打石灰一事被扭送到大队部去批斗,几个人走到老屋里的巷子前,被支书阻止了,他说,斗不得,他还只有十几岁呢。
    这两件事让我的母亲至今都感念。当年的众多委屈和被批斗,以及那些人的种种劣行和阴暗的一面,很多都再也不曾记起,只有这两件事总不能忘怀,当年说过的那一句话,在今天言犹在耳。
 
    我想,即便时代再艰难,五福堂留存下来的后人们,之所以卑微而顽强的活着,就是因为从不放弃对未来的希望,相信这国家总会正常,苦日子总会过去。
    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你总会看到人性的光辉,哪怕这光只闪耀一下,也足以照亮一个人的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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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楼
                                  (七)脚步

    “82年分队后,日子一下子就好过了。”母亲说。
    1982年,祖父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八二年贺亲家寿》。祖父在喜看“莺歌燕舞三月天”的同时,这样写道:“未获登堂重话旧,只因分得责任田”。
    1979年,家庭成份制被废除后,祖父戴了30年的四类分子帽子也得到了摘除,尽管政府从未有一句道歉之语,更遑论补偿这几十年的苦痛冤屈,祖父还是感激不尽。从祖父此后的诗句对联里,随处可见“舜尧”、“伟人”、“党国”之类的词语,当然这其中有一些不乏应酬应景之故。
 
    没有了禁锢之后,五福堂的第二、第三代把自己消逝的青春梦想,寄托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好好读书,考出去,他们这样告诫着自己的子女: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我的大伯祖父和五伯祖父是当年被批斗最多的。一直到1977年,我的大伯祖父还在大队的小学接受批斗,那一年的5月,全大队的人几乎都在现场,大伯祖父作为四类分子被批斗。回家时,我的母亲怕他想不开,就一路护送大伯祖父回到家,56岁的大伯祖父走在我的母亲前头,一个劲的掉眼泪。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大伯祖父排除所有困难,坚持送他的女儿淑仪读完了高中,直到文革爆发众多大学停办,且因家庭成份不能报考大学才作罢。
    1966年,淑仪高中毕业,然后就回队里踩缝纫,帮人家做衣服。淑仪同样也要出集体工。
    那一年,我的父亲14岁,也被迫休学开始做工分了。生产队里100多亩田,只有10来人插田扮禾,淑仪和我的父亲天没亮就要起来扯秧,20岁的高中毕业生,插起田来也是一把好手,不输于男人家。
    淑仪做完农活和家务,还要偷着看书,大伯祖父也总是支持女儿。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
    1978年,32岁的淑仪洗泥上岸,重新拿起书本,温习两个月后,考取湖南农学院,一时轰动韶山。这一年,淑仪已有三个小孩。
    我的细叔父至今都信服他大伯当年的眼光和魄力。
    与此同时,我的五伯祖父也在省吃俭用供儿子士喜读书,1984年,士喜考取湖南师范大学。
    我的十四叔祖父对教育的重视更是不输他的兄长们,长子赵理在读完高中后,十四叔祖父针对他的具体情况,索性让他再从初三重头读起,扎扎实实的打好基础功。
    1988年,赵理不负众望,考取中南林学院。
    再接着,是绪贵的儿子永中,1993年考取湖南师范大学。
    脚步,一个一个接踵而至。
 
    1988年,在赵理考上林学院的同时,他的堂弟,我的八叔祖父的儿子必章落榜,因为家庭困难,18岁的必章选择了外出打工。
    这一打工至今就是24年,8千多个日日夜夜,必章的生活千篇一律,除了节假日,就是三点一线的工厂生活,他把打工的钱都存起来,一心送两个小孩读书。
    2011年,必章18岁的长子启林考取湖南理工学院,圆了23年前他父亲的梦。

    我的二叔父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个上了大学。我问二叔父,那时你送她们上学,肯定也不容易,能给我讲讲这其中的经历么。提供我很多先人事迹的二叔父,顿时便支支吾吾,最后以一句“这些事不要讲了”而回绝。
    我没有再勉强,因为我知道,我的二叔父,是怕这些事情被他的女儿们知道。
    可是匡琰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初三时的那一幕。
    2001年,匡琰读初三,开学要送米了,父亲用土架子车推着稻谷送到学校。临走时,父亲对匡琰说,你要认真读书,我就是穷到要讨米,也会送你们姊妹上学。
    轻轻的一句话,如刀子从心里慢慢划过。他的二女儿匡琰从此就记得了这一幕,若干年过去了,再回想起这句话,这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还是隐隐作痛。
    2004年,匡琰考取宝鸡文理学院,父亲送她去学校报到。返湘前,我的二叔父在火车站广场上转来转去,站在“西安”两个偌大的红字前,想拍一张留影,表示自己也来过西安,和拍照片的老板讨价还价半天,终究还是舍不得拍一张照片。
    2008年初,匡琰报考广东商学院,初试的考试成绩,在全国报考广商企业管理专业的100多名学生中排名第一;4月8日,在广商的复试考试成绩再得第一,成功考取该校研究生。
 
    我和我的妹妹读书时,每天我们早晨起来和晚上睡觉,几乎都看不到父亲的身影,他早出晚归,骑一辆自行车,奔走几十里,一块砖一块砖的送我们读完大学。
    我不会知道父亲的辛劳,源于他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劳累守口如瓶。我只是听曾跟随父亲一起装砖窑的师傅说,有一次父亲去窑上查看,刚发火不久的红砖窑,上围全被烟雾笼罩,底下的人等了好久不见父亲下来,上去一看,我的父亲因吸入了碳灰毒气倒在砖窑上,是一起装窑的师傅们把父亲抬下来的。
    有时从母亲的口里也能得到父亲的些许事情。母亲说,有一次父亲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收账,砖窑的主人据说是个远近有名的社会混混,我的母亲生怕他会对父亲有什么动作,父亲出去了一夜,母亲就担惊受怕了一晚。
    但是父亲从来不讲这些,不仅如此,2002年左右,我和父亲从他当年装窑的地段经过,父亲还很是怀念那段日子。他说,那时候,我做不过来呢,晚上装完窑回家,就在这路上被人拦住,一定要我第二天先给他装才放我走。
 
    我的细叔父述文,1983年后高考失利后,一直在工程队做事,也从来没有放弃学业,2010年,以47岁的年龄参加全国一级建造师考试,成功获得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当他把消息第一个告诉母亲时,我的祖母很是欢喜:你努力了,我们没有白送你读书。
    到今天,我的曾祖父乔福的后裔中,大学毕业生就有了十多个,在老人家过世后,惟耕惟读的家风,依然薪火相传,一脉相承。
 
    2012年的5月7日,和细叔父的儿子小皓聊天。大学毕业两年的小皓说,自己经历的挫折太少了。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有挫折呢,在你前面的先辈,之所以努力和打拼,就是为了让后一代少些挫折。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少磨难,越来越快乐,这不仅是个人的奋斗,也是国家奋斗的方向。
    是的,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就如当年,18岁的必章走出校门,为的是23年后18岁的启林走进校门。一代一代的先祖们,用他们的苦难乃至生命的代价,换来了我们这一代的平安和幸福,而我们要做的,同样是为了让后世子孙和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更为美好的未来。
    走吧,莫停下这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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