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应该放弃这样一种信念，即总想发明一种空前绝后的“货色”，总以为自己比民众更擅长找到并实现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乃至迫不急待地强迫他人与其分享这一理想。文人的确有一种长处，即他们能比民众更快捷而准确地指出任何一种现有社会制度或生活方式的缺陷和弊端。但若因此便认为自己有能力发明一种克服了一切缺陷或弊端的社会制度或生活方式，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刘军宁 最近读得余杰一篇新作《坚守自由的尊严 ——徐友渔侧记 》，其中有一节“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 谈到徐友渔选择英美方向哲学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长于政治伦理和审美体验，拙于对经验的分析、缺乏逻辑、理性、认识论和方法论。具体到写作上，中国的文人学者写文章，一般都靠气势和文采取胜，“以情动人”多而“以理服人”少，从《春秋》、《左传》到《隆中对》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都是如此。第二，一百年来，影响中国最大的西方思潮是从卢梭到马克思一脉的乌托邦思维。这一思路跟中国传统一结合，更是变本加厉，落实到现实层面，用徐友渔的话来说，就是“浪漫主义和独断政治， 以及诗人气质的乌托邦狂热”。这种狂热，否定常识、否定科学、否定理性，宣扬的是所谓“人多力量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荒唐而“神圣”的观念，给我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我对余杰的文章开始很是喜欢，可是后来有些“觉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恰恰可以用他在这篇文章中转述徐友渔的话解释，读后不免有些感慨，也就这个问题（所谓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谈谈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过一段时间了，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学术文学化（本来还有学术政治化的问题在此就不赘言了）。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散文和学术随笔很是受欢迎，许多学者为介绍学术思想和自己的学术成果做了大量工作，如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周国平、朱学勤、汪丁丁、盛洪、梁治平等，学术以一种轻松易懂的语境和形式得以表达，这真是一件好事。在介绍、普及学术思想方面它的作用比较积极，在“破”或者“立”论中文体的自由、文字的美感更是为读者理解作者观点提供了更易操作也更易打动人心的工具，但是它的优点也恰恰是它的致命伤，它导致也许多负面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常常使人的审美情趣和伦理价值观代替理性思维。 让我们回顾一下80年代以降20年来中国文化思想界有较大影响（以发行量和讨论的热烈程度而论）的几部著作：《兴盛与危机》、《山坳上的中国》、《河殇》、《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国可以说不》、《现代化的陷阱》甚至还有何新、王小波的几本书。其中我以为只有《兴盛与危机》》、《顾准文集》是未竟的学术著作）可以算作学术著作，《山坳上的中国》、《河殇》、《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国可以说不》都是大众读物，《现代化的陷阱》介乎其间。我也很偏爱其中的几本书，可是偏偏有的作者或读者非要给予《现代化的陷阱》等非学术以学术著作的名号，既容易让人误读作品，也会给人以错觉。确实散文式语体更受人们的欢迎，易于接受，当年许多人大段大段抄写、朗读《河殇》解说词的情景现在想来还是很令人回味，但无论如何这仅仅是文学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它能影响人的观念，但是它本身却是非理性的，这就反映了学术文学化的倾向。我无意非要为学术文学化下个定义，但为了说明清楚不妨归纳它的几个特征：1.谈论的问题以社会、经济方面为主。2.没有理论框架、体系或者讨论的前提3.往往列举大量的史料或者社会、经济现象，然后下一个结论。4.多引经据典、文采斐然。 虽然已经有很多“文人”完成了“学者化”的转变，但学术文学化依然是思想界的主流，而且由此无端的产生很多争执，这两年“新人”辈出，“黑马文丛”推出的余杰、朱建国等人鸿文一时也洛阳纸贵，热闹之余，总让人感觉有些不放心—我们为何还如此不成熟？ 学术文学化和中国学术传统不无关系，中国学术传统（如果说有的话）本来就是文史哲不分的，诸子百家以及后来“我注六经”汗牛充栋的著作几乎都既是学术又是文学。说到这里，又要溯其本源，谈谈中国文化的源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儒、释、道各家又无一不强调天人合一，儒家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语）；道家老祖宗老子说：“人法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本土化的佛教—禅宗强调“识心见性”、“见性成佛”。另外被顾准先生批评的史官文化也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它们都讲求内省，依靠人自身的修为达到一定的境界，这就使中国文化走上了和源自古希腊的西方文化讲求强制他律完全相悖的另一条道路，西方学术界的“无赖定理”、“理性人假设”前提现在国内的还有些人觉得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学术源头使中国知识分子讲求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情况发展到极致甚至给人一种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就是天生唯美主义者的感觉，文人的政治热情和人文关怀在激扬文字中充分发挥，却难以形成开放有规则的学术体系，正如顾准言：“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擦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见《顾准文集》第十章）。过分追求文字的艺术审美和实用伦理最终使中国正统的学术由宋明义理走上了乾嘉学派的窄路，19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五四”以降，西方思想逐渐介绍到中国，中国学界开始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但是这种学术文学化的传统却保留下来了，在加上徐先生所说的“浪漫主义和独断政治， 以及诗人气质的乌托邦狂热”，终于在文革中达到“全盛”。 其实文革就是以学术界的文艺批判拉开序幕的，1965年 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很快在全国发展成为文化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后来的文字是更加浪漫，早已超出了学术，不妨摘录一些： “历史上，常常有些不自量力的“英雄”，妄图阻挡革命的洪流，或者向革命的洪流泼脏水、丢垃圾，企图搞混革命的清流，或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企图混淆阵线。但是，一泻千里的革命怒涛，却把它们席卷而去，吞没了它们，最多只是溅起几点泡沫而已。”（《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关锋 林杰） “二月十八日，吴晗在回信中以先锋的身份向他的“老兄”说：“也要向老史建议，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他拍着胸膛说：“你说我破门而出，这句话点着了。我就是要破门而出，这个门非破不可”。好一副进攻的姿态！好一派汹汹的气势！真有点拼一拼的样子。他当时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抛出《海瑞罢官》之后，腊鼓既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姚文元） 现在看来是确实很荒谬，但是这种文革话语和文风确实影响了一代人，现在依然有市场，在学术上的讨论动辄“拔皮”、“ 屎臭”，在这种看似痛快的话语中理性被一种文字写作和阅读的快感扭曲、扼杀了。 但是学术文学化就没有进步意义了吗？至少我不这样认为。前文我已经说的很明白，在介绍性普及学术思想方面它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是拿它来做学问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记得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到剃头匠那儿去学手艺,师傅教他先学剃光头,他说不会剃.，师傅就找来一个大冬瓜,用剃刀在上面刮了几下,然后把刀往上面一扔, 对徒弟说道:"按我这样学!" 徒弟每天都这样学,过了不久已经可以将冬瓜刮得很干净了。师傅准他出师, 出师那天,师傅叫他给一个人剃光头。只见他哗哗哗哗几下就将那人的头发剃了个精光.。大家正在喝彩的时候,只见这个徒弟把剃刀往那光脑袋上一扔.。就象插在冬瓜上一样。用散文做学问或者做学术上的讨论的效果我想也差不多如此而已。 冬瓜只是冬瓜，其实本文也是冬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