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认为中国历史上之学术有文学化传统，国人易被审美情趣即汪丁丁博士所说的“美感叙事”所吸引，有 “本土化”却难“规范化”。 但是正如杨小凯先生对《现代化的陷阱》的评价所述，一些非学术的通俗读物往往比学术作品影响还要大。而电视作为一种大量受众媒体，受众群更是多元化——教授看得，文盲也看得，影响却是其它传媒方式所难企及。 我亦俗人，这个夏天我为一部电视连续剧《长征》所吸引，看到它纯属偶然。 一段时间我都忙着装修房子，在拥挤的老房子与未来的新居之间来回穿梭，不知疲倦地对看着自己理性建构的方案一步步成为现实，过瘾地享受“总设计师”的滋味。闲下来无法用心阅读便也看看电视，各种“谈话”、“综艺”节目如克隆般遍地开花成了我频繁换台的理由，一不小心我看到了炮火连天的湘江。 飞机在天空中，红军用机关枪回应。成片成片的战士倒下，鲜血、残肢、焦土，李德突然出现在画面中，他用比飞机轰鸣还要刺耳的声音漫骂着。镜头切换，我又看见了憔悴的毛泽东，他拄着拐杖步履蹒跚。 眼睛不争气地湿润了，放下手中的遥控器，我危襟正座。 这个时候此剧中央1台早已播毕，各省台演之正酣。随后我开始寻觅该片的踪迹，总算在中央4台从头开始看起。 看到“湘江决战”前后，我竟然不自觉的观察了红军与国民党方的“决策产生机制”。 共产党一方中革军委以及后来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的决策皆是假“集体”之名行李德专断之实。对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机制，对于博古这个政治上的爆发户、外强中干的负责人，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头衔到是不错的“虎皮”。湘江战役前毛泽东来到三人团驻地力劝李德考虑潇水湘江两水相夹的地理情况，不要贸然进行湘江决战。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根本就没有机会得以表达，他不得不为其遵从的“集体主义”原则付出代价。我理解他的痛苦，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手创立的革命根据地与红军一步步被记得一个老革命说过，共产党的许多事情坏就坏在“集体通过”上——集体决定的事情就要集体承担责任，所以对专断者难究其责。闻讯陈树湘师长阵亡后，毛泽东去向李德讨个说法，问及中央苏区的失去以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时，李德说：不能由“三人团”负责，不能由我一个外国人负责。“集体通过”成了一个任个人专断而逃避责任的保护伞。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的独裁。红军在战略部署上的另一个特点是高度的计划，如彭德怀在总结广昌战役失败的教训后质问李德时所说， 而国军一方标榜“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旗帜鲜明的独裁统治，虽是蒋一人说了算，但是却可以做到兼听。南昌行营一方，湘江决战前，蒋介石召来陈诚、行营政治厅厅长杨永泰、熊式辉等人讨论关于战役的主帅人选问题。他征求了意见，分析桂军、湘军的情况做出了安排，他的出发点是各军阀之间的利益制衡，将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势力摆得清清爽爽。蒋介石的策略如果可以理解为是想设计出一种“连续博弈”的状况，让军阀在向中央讨功与利益纷争中达到其控制的目的，不但能消灭“共匪”，也能消耗各军阀势力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而蒋只坐山观虎斗，动员誓师抑或授勋足矣。看来上海证券交易所投机商的生涯也许给了蒋介石经济学的思维。可以这样说，国军一方的策略虽是独裁但是却以个人主义为前提，认为下属是追求个人利益的。 湘江战役的结果是，红军减员5万人，中央红军受到重创。蒋介石得意的是：不费一枪一弹（指他自己嫡系部队），解决了共军5万人和何键湘军1万人。 战役的结果可以看成两种选择机制的不同效率表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