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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的体裁问题
近几年对国内读书界最有影响的海外学者莫过于黄仁宇先生，而黄仁宇先生著作中最早“引进”的是《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最初出版时在体裁上遇到过很大麻烦，他在该书附录“《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写道：商业性质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
虽然“不伦不类”，但恰恰是这不落窠臼的体例安排令我折服，最近看到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又引发了一些思考。
《中国史学名著》是钱穆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为台湾中国文化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学生开设“中国史学名著”的讲义，它从《尚书》到《文史通义》，对几乎所有中国史学名著进行解读。
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史学著作有三种体裁：一重事如《西周书》，二是按照年代编排如《春秋》，三注重人物如《史记》。在谈到《史记》的时候，他又说司马迁将人物来作历史中心，是一大创见，而中国史学发展就是从以事件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发展的，在钱穆看从《尚书》演进到《春秋》、《左传》，再到《史记》是中国史学的大进步。同时，以人为中心还是以事为中心，这也是中西史学之重大区别。
黄仁宇熟读中国历史，必然熟稔《史记》以降的二十五史，他又在西方受的史学训练获得的学位，他依中国传统习惯的列传体按人来写史，但是在西方世界就成了“另类”学术著作。
章学诚《文史通义》以降，清末以来国内史学著作也受西方影响逐渐注重编年、事件，很少有人用传统的太史公笔法，尤其是我们受新式教育的几代人。所以，《万历十五年》能令之耳目一新。
需要补充的是，在总体框架以及材料的取舍上，黄先生确实有许多创新的东西，《万历十五年》可以看作是对史学著作的体例作一个反思。
（2001年10月5日于西安）
《中国史学名著》， 钱穆著， 三联书店 ，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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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菊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