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春天,《情人》的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去世。她生前的好友,另一位法国女作家米歇尔.芒索,为她书写了一部回忆录。书中,追述了杜拉斯的生活点滴,和她们四十年来的交往情景。这对朋友的关系很戏剧化:从互不相识,到亲密无间,因小事反目,冷战十余年,和好,然后就是死别。
回忆录写出了杜拉斯的才华横溢,也写出她在生活中敏感脆弱,有时可气可笑,有时又极其可爱的矛盾个性,再现了一位亲切家常的杜拉斯。从那些饱含深情的语句中,可以看出作者对逝去女友的深切友谊,与相知之情。而对于杜拉斯,这位爱情就是生命,写作高于一切的女人,友谊,在生活中,又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对这点我很感兴趣。女人间的友谊,常给我以温暖的感觉。女人的辞典中,这个词并不占据显要位置。男人们高兴起来,不论高官巨贾,或是市井混混、楞头青初中生,总免不了要拍胸抚肩义气深重一回。女人的友谊,没那么庄严,它甚至很琐碎、孩子气,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意味着,它有其独特的真实与不可操作性。
五六十年代的法国,女性知识份子在社会舞台上处于活跃状态。她们积极加入政治、文化、经济各个领域,为自己取得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独立。英国女作家伍尔芙感叹的“自己的房子”,对法国的女知识份子们来说,已成为现实。
米歇尔与杜拉斯相识于巴黎常见的文化界集会中,当时她们都年轻,野心勃勃,同属于左派阵营。思想上的接近,事务交往的逐渐增多,她们互相吸引,成了朋友。不久,由杜拉斯建议,她们在古蒂埃尔大街,买了相邻的房子。陆续搬去的还有她们共同的几位友人。
朋友们的评价中,杜拉斯是位专横的女人,自己热爱的东西,会不由分说地向朋友推荐,无论是政治理论,还是一个她认为适合居住的地区,或者某道菜。她的才华,敏锐的思想,使她的专横,具有不可思议的说服力。
在写作与形而上的哲思领域,杜拉斯是老大姐,思想的火花无时无刻不在喷吐,她擅长直觉地捕捉生活的本质, 用精确的语言表述,最后应用到写作中去。跟杜拉斯在一起,要么,被她层出不穷的精妙想法淹没,要么只能闭嘴走开。无疑,杜拉斯是更出色的。米歇尔心悦诚服地接受她的影响。
生活中恰恰相反,杜拉斯有着孩童式的天真任性。写作的压力,童年的记忆,使她精神处于经常性紧张中,企图以酒精缓解,反而堕入酗酒的恶性循环。她脆弱,渴求爱,需要人们的认同,她甚至为自己的矮个子羞涩不安。
当她穿着皱巴巴的衣服,拎着大纸袋,象迷路的孩子般,在巴黎大街上绝望地蹒跚;当她醉酒后紧紧抱住米歇尔:“成为朋友不是挺好吗?嗯,因为,可以这样说,我们是朋友。”;当她因酗酒引发重病,被各种恐怖的幻觉折磨,这些时候,倒过来,米歇尔成为大姐姐,杜拉斯,则变成寄宿学校里等待大人接回家的小女生。
她们之间,曾经有过十几年的疏远。起因是米歇尔在一本书中说出了杜拉斯的年龄,被对方认为有失慎重。事实上,她们彼此心知肚明,这是个借口。她们走得太近了,杜拉斯感到害怕,为了写作,她需要遮挡心灵中一些特殊的隐秘角落。而米歇尔,要从杜拉斯的影响中,展开双翼,进入她的天空。
她们都知道,友情没有断裂,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杜拉斯仍然把自己写的书,和她认为朋友可能感兴趣的书籍寄给米歇尔。米歇尔则通过朋友、媒体关注着一切有关杜拉斯的消息,为老友日益变差的健康担心。当杜拉斯的作品、为人受到攻击,她第一个站出来辩护。她们互不说话,杜拉斯晚年的情人:扬,充当了她们之间的传声筒。微妙的带有喜剧色彩的关系持续到一九八九年,杜拉斯主动打来电话,冰解冻了。七年后,杜拉斯最后一次参加米歇尔的生日聚会,于一星期后去世。
旁观这对女友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可以看到一种女人特有的,柔韧温暖的友谊:一个人对于自己杰出朋友的由衷欣赏,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间的默契,出自理性的赞同,也源于情感的共鸣。她们一起面对世界,在各自的战争中,守望相助。她们的灵魂追求独立,却又保持相通。
能够拥有这样的友谊,是女人的幸运。它只属于心灵成熟而敏感的女人。青涩的小女生,放弃理想的怯懦女子,不得参与其中。也很难从男人那里得到。杜拉斯说:“应该多多去爱男人,多多益善。对于他们,要为爱而爱,舍此没有其它可能。人们实在是无法容忍他们的。”不是贬低男人,实情如此,在爱之外,男女间的沟通,可能还有几个世纪的路要走。
世间寻常女子,纵不能优秀如杜拉斯和她的女友,在成长为女人后的漫长生命中,有位忠实的闺中女友,知晓你未曾实现的梦想,懂得你身为女人,生活中必然遭遇的恐慌和挫折,既愿意含笑包容你洋洋得意的吹嘘,亦能默默倾听你在某个绝望黑夜的哭泣…..仍然是,很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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