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棋客－－我们漂泊的围棋生活芮乃伟、江铸久　著

　　　　　　　　　天涯棋客－－我们漂泊的围棋生活芮乃伟、江铸久　著　　　　　　　　　　　　　　　　　　学棋　　我们家算是围棋世界。我爷爷江润甲是个老中医，他一生比较得意的事有三件：中医、围棋和喝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爷爷的围棋水平在山西是比较高的。来我们家下棋的人很多，所以后来山西围棋的发展应该和他有些关系，因为下围棋的人中很多是他的学生，比如沈果孙七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知不觉学会了下棋。我是１９６２年出生的，三年后爷爷过世了，如果他能长寿，我应该可以从他那学到很多东西。　　大概是１９６９年的时候，山西发大水，我家在三圣庵的老房子被冲坏了，于是全家就搬到市政府招待所去住，前后大约住了一年。院子很大，人也很多，棋时正值“文革”，外面乱哄哄的，大人怕我们惹祸，就让我们在家里下棋。我爸，还有我们家四个孩子都会下棋。没有棋桌，我们就把饭桌的桌面掀开来，就剩四条桌腿，然后把棋盘直接按上去当桌面，就在上面下棋。当时，太原的很多好手都来大院下棋，我哥哥江铭久算是下得最好的，还是一位是杨晋华。　　太原的冬天很冷，下棋时坐着不动，就更觉得冷了。可是那时煤少而且贵，家里没有余钱买煤让火整天烧得很旺。但孩子总是有办法的，我们每天上学前先去大院的锅炉房拣没有烧尽的煤渣。放学后，就用这些煤渣取暖。一直下棋下到晚上。因为下棋要数子，所以四五二十、五六三十．．．．这些简单的乘除我还没上小学就回了。　　有一段时间，鸣久被送到北京跟高手高旭光学棋，高旭光是聂卫平同时代的棋手。有一次，爸爸妈妈带着我去北京看鸣久。印象中高旭光家也是个大院，很多人在那儿下棋。我当时剃了个光头，可能样子蛮可爱，谁见了都要摸一下我的光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见到谁都要拉着下一盘，那一天我一共下了二十八盘棋，当然是瞎下。我那天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拆二这一手，可想而知我当时的水平。　　１９７０年，父亲带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下放到太远郊区的清徐县，我们全家也跟着去了。汾河把清徐县分成东西两部分，我们最初去的是东边的一个村庄，叫东木庄，比较穷。太原的围棋高手傅老师一家也下放在那儿，我们两家开始还下下棋，可是村干部对城里来的干部管教很严，说下棋是“四旧”、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套”，我们只好收起了棋盘。之后，我们又搬到了汾河西边的一个叫东高白的村庄。　　在农村的两年，我和哥哥一共也就下了五盘棋。棋虽然没怎么下，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农村生活还是有很多乐趣的。在大人看来很苦的事，在我们孩子眼里却很好玩。我们家的羊归我养，我还养过兔。象其他的农村孩子一样，我经常割草卖钱，有时，我用卖草得来的钱给奶奶买烟抽。在城里的时候，我总觉得没有吃饱，因为家里孩子多，一个馍不可能都归一个人，所以妈妈总是把馍切成几片，分着吃。在农村，我反而能吃饱了，因为妈妈是医生，农民病好了以后为了表示感谢，常常会送些吃的给我们。另外农村生活也锻炼了我的胃，长大以后我天南海北，漂泊四方，好坏都能吃。更加奇怪的是，在农村呆了两年，回城时我的棋居然长了，很多原来让我七个子的棋伴，这时只能让我三个了。　　１９７２年底，我们回城了。原以为我们在农村要呆上一辈子，没想到还能回太原，全家都高兴极了，激动的心情不亚于范进中举。　　　　 C 　　　　　　　　　　　　　　　　　　　　　　　　　　　　第一个冠军　　好运接踵而来，回城后没多久，就听说全国要恢复围棋比赛了。山西省就组织了少年、青年和成年组进行集训，准备参加比赛，鸣久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少年组。眼看没我的份了，谁知这时又成立了儿童组，机会送上了门。　　集训期间，我们可以免费享受一顿晚餐，虽然白馒头只能吃一个，但窝头可以随便吃，这可把我乐坏了，每天都把肚子撑得饱饱地回家。集训结束，杨晋华代表成年，陈慧芳代表青年，鸣久代表少年，我代表儿童，我们组成了山西队去郑州参加全国比赛。　　比赛前，我们去找北京队练兵。我们坐了一个白天的火车，傍晚到了北京。我记得北京队有谭炎午、常征明、张书泰，跟我年龄相近的是一个叫杨靖的小孩。大家就说，你们两个小孩先下一盘。领队王品璋很严肃地说：“这事很重要啊，你可不能输！”我和杨靖都不敢大意，下得很认真，因而也下得特别慢，下着下着要睡觉了。领队就说，睡觉、睡觉，这棋打挂。当时我还不懂打挂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暂停。因为来的人多，没有那么多床，大家就用两把公园的长椅拼成一张“床”，我和哥哥就挤在这样一张“床”上睡。　　第二天，我们去国家集训队下棋，指导杨晋华的是陈祖德老师，指导我们兄弟俩的是聂卫平老师，他让我五个子，对哥哥是让先倒贴目。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聂卫平老师，“文革” 大串联期间，聂卫平老师到太原来过，当时他的朋友张小弟等高干家庭都受到冲击，不便安排，他就住进了市政府招待所，我爸爸那时官市府招待所。聂卫平老师在招待所住了一段日子，经常和杨晋华、鸣久他们下棋。有一天，爸爸说，来一趟也不容易，大家一起照张相片留个纪念吧。于是，聂卫平、张小弟、杨晋华、鸣久他们去照相馆拍照，我也跟着去了。可是拍照片时，他们说我太小了，没资格拍。这张年代久远的照片现在还保留在我们家。　　在国家队，我见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陈祖德、聂卫平、吴淞笙。陈祖德老师那时还挺胖，不大爱说话，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他们下棋时神态专注，我默默地站在一边，觉得他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在做着世界上最高尚的事。我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进入国家队，也能成为一个围棋英雄。　　参加儿童组比赛的有十几个孩子，上午一盘下午一盘，双循环。看见大人下棋时旁边有个钟，我羡慕极了，心想，一边下棋一边按钟，按来按去，那多好玩啊！　　比赛地点是郑州体育馆，在运动员进行曲的音乐中，我们大踏步地走进了体育馆。我的第一个对手是张鹏，一走到桌旁，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坐下要下棋。大人告诉我们，现在不能下，要等领导讲完话才能下棋。　　在家里学棋的时候，爸爸就对我们说，现在中国最厉害的是陈祖德，日本原来最厉害的是吴清源，后来吴清源好像是出了车祸，不下棋了。所以，先在日本最厉害的是“板凳”，他下棋就是杀，有断必断。其实爸爸说的是坂田，可我老记不住，说“板凳”我一下就记住了。　　和张鹏下棋时，我也学着“板凳”的样，有断必断，“杀气腾腾”。下到一半时，我居然断得张鹏好几块地方不能活。我正在想接下来他该怎么办，谁知道张鹏马上就认输了。　　旗开得胜，接下来我就乘胜追击。第一轮循环下来，我获得全胜，这可是大家来之前没有想到的。这一下我信心大增，把那些小孩都不放在眼里了。骄兵必败，第二轮一开始我就输给了王剑坤和曹大元。我这一输，领队不高兴了，连中饭都不让我好好吃。好多大人也骂我，说本来看你有希望拿冠军的，这下完了。　　我接下来的对手是杨靖，比赛时我特别紧张，老怕输，所以棋也下得不好，没想到最后我居然赢了杨靖一个子。这下我们山西队又高兴了，因为接下来的小棋手似乎都不是太强，我拿冠军的希望很大。我也没辜负大伙的希望，真的拿到了儿童组的冠军。拿冠军前，王领队对我说：“如果您啊不到冠军，立刻给我回太原。”我问：“那如果我拿到冠军呢？”领队说： “那你当然跟我们去南京训练。” 　　当时，南京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深的印象，那就是南方人太舒服了，因为他们顿顿都能吃到大米。而我们在体委吃的最好的时候，也不过百分之三十的细粮。所谓细粮就是白面，而剩下的就要吃粗粮和杂粮。　　领队王品璋是上海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因为家庭的原因，他没被重用。王品璋会下国际象棋，曾经以运动员的身份参加过全国比赛。后来他又负责围棋训练，在训练班里挑中了一个女学生陈慧芳，着力培养，想把她送到北京去，当时陈慧芳也确实挺努力的。因为他竭力培养陈慧芳，其他棋手就觉得受到了压制，对他有些看法。　　王品璋老师对我们也特别“狠”，他的绝招是，一到过年就把我们统统撵到南方去下棋。他的理论是，在家过年你们稀里糊涂就把棋荒废了，而去南方，举目无亲，你只有一门心思打谱。我从１９７４年开始，连续八年没有在家过年。经他这么一逼，大家都格外用功，当然棋也长了不少。　　王品璋老师后来因为搞围棋有功，由市体委的一般职员升为省体委的竞赛处长。再后来，他又任北京棋院的副院长，和其他教练一起培养出了谢军。　　回到太原，因为没有经费，围棋队就解散了。当时队里有一个叫金国苓的北京知青，经常看一本日本死活题书，好像是铃木次郎写的，我就缠着要看。那本书很难，但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为了迎接１９７４年的全国围棋比赛，围棋队又开始训练了。那时太原又出了一对围棋兄弟，那就是方天丰和方天刚。方天丰后来拿了全国冠军，他年龄与我相仿，但学棋比我晚，所以当时水平和我差许多。王品璋老师有一个理论：越是小的孩子就越要送出去学棋，因为在本地有很多玩伴，容易分心。所以王品璋老师想把我们送到当时围棋环境比较好的河南去训练。可是如果让大人送我们去，就要多一个人的费用，王品璋老师就要我带方天丰去。我因为去河南比赛过，自以为是闯过江湖的人，就拍着胸膛答应了。　　到了郑州火车站，我们提着几瓶送人的老陈醋傻眼了，居然没人来接我们！一咬牙，我带着方天丰乘上公共汽车，自己摸到了体育馆。那些大人看见我们大吃一惊：“你们怎么自己来了，黄进先老师不是去接你们了吗？” 　　受王品璋老师的委托，河南队的老师把我们管得严严的，除了下棋还是下棋。　　在那里，我发现我的眼睛有点问题了。我的视力原来很好，可是有几次下棋累了的时候，我发现棋子虽然还看得清，但变小变远了，可我又不知该怎么跟大人说，因为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接着我又出现了梦游，这些自己解释不清的事，使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　　在河南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围棋塞。当时少年组和儿童组是打团体赛，每队出三人，其中必须有一个女的。我的年龄还是属于儿童组，可是他们把我直接编到少年组，让我和哥哥并肩作战。结果我俩下特别好，我哥没输一盘，我只输了两盘。特别高兴的是，我赢了一些年纪比我大的棋手，比如上海的夏胜浩。结果，我们又拿了金牌。　　因为成绩好，我们就底气很足地向领队提出，想留下来观看成人组的比赛。领队同意了，这样我们就和其他一些留下来的少年棋手一起上午训练、比赛，下午观看成人比赛。周六没有比赛时，我们就在成都游玩。我对杜甫草堂和武侯祠的兴趣很大，因为我们家有一套《三国演义》，我很喜欢看，里面的典故知道的不少。现在来到那些故事发生的地方，我特别激动，孔明和张飞仿佛就在我眼前说着那些我背得滚瓜烂熟的话。　　其他省市的小棋手大多是城市里来的，在成都郊外游玩时，很多农作物他们都不认识。我因为有过两年的农村生活，就俨然一个小庄稼汉似地向他们介绍农田里的这个、那个，以至他们都以为我是农村来的。　　在山坡上看见羊，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放过的羊。我发现，南方的羊和北方的羊不一样，南方的羊胡须长，而北方的羊胡须短。我放的羊每年可以剪三四次羊毛，剪下的羊毛可以卖钱。我养的羊除了爱吃草外，还喜欢吃高粱和玉米。羊角顶人很厉害的，可是它从不真顶主人。有几次，我的羊朝我冲过来，气势汹汹的样子，好像要顶我，着实把我下了一跳。可是羊跑到我面前时，突然嘎然而止，那副神态好像在说，我是跟你闹着玩的。真逗！　　出来比赛紧张而又开心，可分别就难过了。尤其是我们山西队，经费少，一回去后就解散，大家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第二年有比赛时才能在聚在一起。队里的经费少，我们买不起卧铺，都是坐的硬席，可是因为人多、热闹，大家也不觉得累。有时，我们在车厢里下棋，随着车厢的晃动，轻轻的塑料棋子不时被震落下来，让人有些恼火。我们那时听说，日本有一种磁石棋子，吸着不会掉下，大家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用上那种有磁性的棋子。　　　　　　　　　　　　　　　　　　　　　　　　　　　　　　　　走出太原　　上中学时，国内开始陆续出版日本棋书了，有吴清源老师的《黑布局》、《白布局》等。坂田的《围棋攻逼法》，我看得特别来劲。　　山西省是体育弱省，除了自行车，没有什么运动项目可以拿牌。随着围棋队连着在全国拿牌，省体委兴奋了，没想到太原倒真的把围棋搞上去了。于是，为了准备参加１９７５年的全运会，省体委就特别多拨些钱给太原市围棋队，希望取得好成绩。王品璋老师特别高兴，就扩大训练对象，把我们分成两摊训练。这样，我哥在新华岭，我被分在西海子的游泳场，我不是特别高兴，因为西海子的游泳场没有食堂，我们也就没有饭吃了，队里每天只有一毛多的补助。王领队很精明，特别会用钱，他说我们下一个集训的地方是太原市游泳场，那里的游泳队有伙食。我们只交十五个人的伙食费，但扩大到二十五个人吃饭，只不过大家匀着吃，吃得差一点罢了。　　游泳场每天都有人来游泳，闹哄哄的，只有晚上清场以后才安静下来。为了让大家集中精力下棋，王领队让大家不停地下循环赛，每个人跟每个人下四盘棋，如果四盘全胜就升一个子，如果三胜一败就升半个子。结果大家都把升级看得很重要，特别玩命。从那开始，我的棋力慢慢接近成人，终于可以像大人那样按着钟下棋了。　　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游泳场下棋，我不但棋长了，还学会了游泳，并且一举考出了深水游泳的合格证。学会游泳对我意义挺大，小时候我们家曾经被水淹过，我对水又敬又畏，看见会游泳的人就觉得他们特别了不起。学会游泳还使我体会到，有些事情看上去很难，但只要努力，你也能做，也能成功。　　全运会的预赛是在上海举行的，当时从太原到上海没有直达车，我们只能一段段地走。王领队很会利用一切机会，他让我们借转火车的机会和当地的棋手交流。于是，我们先到济南，再到徐州、南京、上海，每到一个地方，就派两个人先去当地的体委联系下棋，然后争取白住。我之所以牢牢地记住了这几个城市的名字，是因为我从那开始，我以少年的身份和当地的成人棋手下棋，而且成绩不错，大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其实那时，大家的水平都不怎么样，我能多赢几盘实在算不得什么。　　在上海比赛，我们住在建国饭店。我的床靠走廊，这是领队的刻意安排。比赛在体育馆进行，早上大家乘车去下棋，中午乘车回来吃饭，大家就借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研究对策。这在象棋比赛中是允许的，而在围棋比赛中是不允许的。王领队说，我们队的水平差，必须依靠集体的智慧才能取胜，所以就安排我在门口望风，发现可疑的人立刻报告。所谓可疑的人就是外队的人，以及那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人物－－工农兵评论员。门是不能上锁的，否则就有作弊的嫌疑。为了保险起见，还有一个人站在门后面，用屁股顶着，这样门就不会被轻易推开了。　　我们自以为聪明，可是黑龙江队的程晓流私下得意地说： “你们在干什么我们都知道，只要一看见铸久的脑袋露出来，我就知道你们在拆棋。”我对程晓流的聪明很是佩服，不知他是怎么猜出来的。谁知程晓流接下去的话是，“嘘－－我们也在拆棋。”于是，我们都笑了起来。　　在和四川队比赛时，杨晋华半目赢了黄德勋，江鸣久半目赢了陈安齐，黄德勋和陈安齐当时在国家队都很出名。赢下了四川队，就意味着能进入决赛，也意味着那么多的经费没有白花，我们都高兴极了。　　我参加的是个人赛，参加个人赛的小孩很少，我第一个遇上的是甘肃的一个教授钱伯初。当时有评论文章说，年龄最大的教授棋手和年龄最小的少年比赛就是指的我们。比赛是双败淘汰，第一盘我输了。第二盘我赢的是新疆的一个选手。第三盘我又碰上了钱伯初，那盘棋我们一共下了七个小时，连读秒的时间都用上了，最后我赢了，这等于我在成人棋手的行列中又迈进了好几名。我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可是钱伯初教授却为此念叨了一整天：“这棋不能再下了，连小孩都能赢我。” 　　下一轮，我对的是河南名将陈锡明老师，听说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如果有可能往日本送留学生的话，那就是陈祖德老师和陈锡明老师。棋还没下，我在心理上先输给了陈锡明老师，结果还没学到什么东西，就输给了他。　　从１９７５年的冬天开始，我和陈慧芳、邱霖就经常去杭州训练，杭州的条件比较好，杭州的好棋手也多，比如姜国震等。那时候马晓春也已开始冒出来了。我喜欢到南方训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南方吃得好。不过，我对南方有一点不满，那就是南方的冬天实在太冷，那是一种阴冷，冷遍你的全身，冷到你的心里，冷得你无处躲藏。北方的冬天虽然也很冷，温度要比南方低得多，可那是干冷，而且可在房间里烧煤取暖，热乎乎的。　　在杭州，我们总会遇到福建队，那时福建队出名的有赵之云、黄良玉等。后来我才知道，陈慧芳那时正在和黄良玉谈恋爱。因为他们两个老是想凑在一起，两个队自然也就老是凑在一起。最后，最大的收益者还是我们山西队，因为黄良玉后来调到了山西队，他们至今还在山西从事围棋工作。　　我的另一个大收获就是我和赵之云老师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称他为赵公），按年纪来说，我和赵之云老师似乎不会成为好朋友的。那是老是开会传达中央文件，一开会大家就要聚在一起，房间里塞不下那么多人，我们外队的只好到外面去呆一会。外面很冷，大家就走来走去。赵之云老师特别能走，很多人都走不过他。我爱逞强，就跟着他走，走着走着，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赵之云老师是学者型的棋手，知识渊博，尤其是对围棋的历史特别有研究，很多围棋掌故我都是从他那儿听来的。他说得眉飞色舞，我听得如醉如痴。赵公是上海人，“文革”时下放到福建，无论在那儿，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围棋的研究，１９７５年他重新出来下棋，一举拿到了全国第四名。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赵公后来调回了上海，编辑《围棋月刊》和从事对古谱的整理工作。在棋界，大家都知道，赵公是研究围棋古谱的绝对权威。　　　　　　　　　　　　　　　　　　　　　　　　　　　　　　　　　　进入省队　　１９７６年冬天，山西省运动队终于开始接纳围棋队和象棋队、国际象棋队了。到省体工队报到的那一天，我、方天丰和叶江川等十几个小孩叽叽喳喳，兴奋得不得了。第二天，我们很早就醒了，大家都没有手表，又怕起来晚了影响训练，于是大家都早早地起床了。推开门，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外面黑乎乎的，什么人都没有。原来我们比规定的起床时间早起了两个钟头。　　运动队的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去附近的太原二十一中上学、下午专业训练。学校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不是很高，只要能通过考试就行了。我们家另有一种考虑，就是想让我晚点毕业。我姐姐是１９５９年生的，她很早就从中学毕业去农村插队。回城后，因为年纪还是小，就又被安排到太远郊区插队。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我的身上，父母就建议学校让我再留一级。老师很奇怪，江铸久的学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还要留级？在父母的极力要求下，老师终于同意让我留了一级，和弟弟在一班。我那时对围棋的兴趣比上课大，对留级并不怎么难过。有一次，我和方天丰上课迟到了，老师让我们先说声“报告”再进来。站在门口，我跟方天丰说，反正迟到了，我们不如去下棋。老师很恼火，便要我们写检查。　　我们进入省队时，杨晋华和江鸣久已经进了国家集训队，这样在省队，我就算是一号了，光跟实力不如我的棋手下棋，不利于提高。我们家在北京有亲戚江沅华爷爷，于是我就向队里提出，要求到国家队去观摩，队里同意了。　　在国家队看棋收获很大，有时几分钟就等于在省队几小时的训练量；有的东西在省队的时候，你就是打一天的谱也弄不明白。就这样，我在北京呆了好几个月。　　一大早，我就离开亲戚家直奔国家队。大家对我都不错，允许我到处看棋。可是一到中午，我就没地方去了，因为队员都要午休，而我一个小孩又不爱睡觉，东走西逛很无聊。　　那时的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是个棋迷，一到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到围棋队找人下棋。可是大家都要睡觉，于是他就招呼我：“小江，我们来下一盘吧。”刚开始和庄则栋下棋时我很拘束，因为他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管我们全中国的体育运动，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中学生。可我很快就发现，他平易近人，而且棋下得很臭，我很快就不怕他了，还跟他处得很熟。到北京来看棋，省队只补贴我很少的饭钱，炒菜买不起，只能每天到很远的地方去吃面条。庄则栋知道了就说，那你就到我们体委食堂来吃饭吧。体委食堂的菜果然又便宜又好，庄则栋也在食堂吃饭，和大家吃的也一样，他唯一享受的特权大概就是不用排队。有时他看见我在排队，就关照卖饭的师傅：“你把小江的饭也一起弄了吧，他是外省市来的，吃好饭还要训练呢。”其实他所说的训练就是我们一起下棋。　　冬天，我又随着省队去杭州训练了。那一年，我们走得晚了，临近春节，火车站到处都是人，车箱里也塞满了人，我们背着铺盖根本上不去。还好，我们发现一节车门窗子坏了的车厢，就直接爬了进去。火车开了，冷风直往车厢里灌，我们就站着来一会儿捣脚取暖。现在想想那样的旅行真够辛苦的，可是当时我们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想象着就要和分别一年的朋友们见面，大家又可以在一起下棋、玩闹；想像着又可以天天吃到白米饭，我的心快乐得快要飞起来了。　　在杭州，我学会了洗衣服、缝被子，付出的代价就是满手的冻疮。我记得浙江队的领队惠润生老师对我特别好，总是问寒问暖，而且还经常送我围棋记录本。他们的记录本是用道林纸印的，光滑细腻，而我们山西队的记录本是油印的，很粗糙。　　１９７６年，我们去合肥比赛，那一年我们队的团体成绩特别好，打败了四川队、北京队，率先进入决赛。我的个人成绩也不错，除了输给刘小光，其他的都赢下来了，也打入了决赛。印象特别深的是，大会还安排国家队的棋手给地方队的棋手讲棋，我收获很大。秋天的决赛原定在太原举行，９月９日，毛泽东去世，所有的文化体育活动都要取消，我们的比赛也取消了。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年底我们再去杭州的时候，浙江队的领队惠润生老师正在挨批，理由是他是“四人帮”的余孽。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对我一向很好，所以就去看望他。没想到他只把我往门外推，连说：“我们要划清界限，别影响了你。” 后来我又去看过他，帮他做些打水之类的杂活。那次他很高兴，说了很多话，我也听不大懂，只记得他说：“我是延安保育院长大的，我怎么会反对党呢？”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惠润生老师老了，我也长大成人，我们虽然断了联系，但如果碰到熟人，总是尽可能地托人给对方带个好。　　１９７７年开始，有个问题开始困扰我，那就是国家恢复了高考，我是考大学，还是继续下棋呢？我们家希望我上大学，但要我自己拿主意。　　在没有拿定主意的时候，棋我还是要下的。我们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围棋比赛，在关键的一盘比赛中，我输给了曹大元，把我们山西队夺冠的美梦给葬送了，结果屈居老二。个人赛我倒是拿了冠军，第二名是刘小光，第三名是杨靖，第四名是曹大元。我高兴的是刘小光已经是国家队队员了，地方队打败了国家队。比赛后，大会组织我们集训，由国家队的一些队员带一带我们这些少年棋手。这时，家里催我回去商量前途的事，所以我没有留下来参加集训。　　我们家很开明，关于我的前途大人只是帮我分析，关键还是看我自己。我喜欢下棋，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我极有可能进专业队。专业队和集训队大不相同，负担队员的伙食和服装，满十七岁以后还有工资，而我如果读书，家里势必要负担我的生活费和学费。在说，我就算以后下不好棋，再回头考大学也来得及。所以，我决定继续下棋。　　　　　　　　　　　　　　　　　　　　　　　　　　　　　　　　在国家队　　１９７８年年初，我和马晓春、华伟荣、王冠军、杨晖、黄丽萍、郭鹃、金茜倩、穆晓红、敖立贤等进入了国家集训队。从此，我就在北京开始了国家队的生活。　　分管我们那一批少年队员的是荣坚行老师和何晓任老师。我和马晓春他们住在四楼，楼下的是华以刚老师和吴淞笙老师。那时北京的供水不好，经常会断水，我们有时把水龙头拧到最大，也不见一滴水流出来。可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水，我们就开着水龙头等水。有事出门时，我们经常忘记把水龙头关上，结果，有好几次水漫金山，我们的房间满地是水不算，楼下华老师他们的房间也跟着遭殃。荣坚行老师专门找我们开会，说你们也不小了，居然连个水龙头也管不好，这样既浪费了水，又损坏了房子。挨了顿批后我们就学乖了，离开房间时，一定要仔细地检查一下，看看水龙头是否关好了。　　吴淞笙老师下棋是高手，可他老记不住自己的房间，经常跑到四楼，推开我们的房门，然后一愣，说：“我怎么又走错了？”我们都说他的神经比较粗。　　进国家队没多久，队里就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也就是一个大队员带帮一个小队员。刚开始是杨晋华带我，后来队领导说：“干吗这么麻烦，哥哥带弟弟不就行了。” 聂卫平带的是牛力力，马晓春分给了王群。可是聂卫平说，他喜欢鬼头鬼脑的马晓春，于是他就带了两个小队员。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摆棋，就连出操也在一起。　　北京的冬天特别冷，早晨跑步出操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有人跑了一会儿，就返回宿舍睡“回笼觉”。坚持长跑的有江铭久、陈嘉锐、郭鹃等人。小时候，我的身体不是很好，跟着他们跑步，身体逐渐强壮了。冬天，浓雾笼罩着龙潭湖，湖面结了层厚厚的冰，我边溜冰边想象着自己是剿匪英雄杨子荣，穿行在茫茫林海雪原中。　　相隔几年之后，我在北京又一次看见了庄则栋，只不过这一次他是站在台下挨批，那时体委系统批“四人帮”余孽的活动接近尾声。我不喜欢开会，因为开会就不能训练了，而且我们小孩傻坐在那儿，似懂非懂，只不过跟着喊口号、举举手而已。　　１９７８年，我随山西队去厦门比赛。当时厦门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市民的敌情观念比较强，我们在大街上问路时，经常会被人盘查。厦门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大海。在前沿阵地，我看见了被台湾当局管辖的小岛，清楚地看见了国民党的旗帜，只记得是灰蒙蒙的，现在看到的国民党的旗帜原来还有那么多红颜色，我总算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是怎么回事了。出门在外真是长见识。　　在国家队，除了日常训练外，队员还分成若干小组研究棋。我那个组的老师有华以刚老师和吴淞笙老师，华老师经常给我们解说日本棋谱，他比较推崇的有岛村俊广的《忍之棋道》、藤泽秀行的《华丽》，还有梶原武雄、大平修三以及小林光一等棋手的棋谱。因为很多棋书都是日本的，所以国家队的很多人多少都学了些日语。我也赶紧买了广播教材，跟着广播学了起来。　　日本文字跟汉字有些相象，学了没几天日语，我就大言不惭地说：“其实日文没什么好学的，蒙也能蒙出个大概。” 正好华老师提水走过，就指着书上的一段课文说，你倒是给我蒙蒙看。我看书上有刘胡兰和白匪军这几个字，就暗自乐了，这篇课文我们上学时在语文课上学过。于是我一本正经地念道：“天刚蒙蒙亮，村子就被白匪军包围了。”我没想到这个“被”字在日语里还是比较难的，属被动语态，这一来，令华老师大吃一惊，他提着水壶就走，说：“看来这日语还真没什么好学的，连没学过的都能蒙出来。” 　　那一年回省队调整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利用这段时间学好日语。我爸爸有个老朋友叫孙凤祥，留过日，后在山西大学教书，我就跟他学日语。他的方法比较独特，先带我念一遍课文，讲解语法，纠正发音，然后就让我回家把课文背下来。如果我背不出来，他就不再教我新的。有时我背得结结巴巴，孙老师坚持要我背熟了再来。就这样，我跟着孙老师学习了二十来天，基本掌握了学习方法。我一开始学习日语就遇到了一个好老师，运气真不错。　　在１９７８年的全国比赛中，我心态不好，自以为是上一届的冠军，算是少年高手了，就没把其他小棋手放在眼里。几招下来，见没能把对方置于死地，就慌了，一慌就乱了阵脚，结果在预赛阶段就被淘汰了。发奖的那天，我痛苦极了，在街上一路狂走，心想：进了国家队应该一月一变样，可是我怎么会退得那么厉害？输得惨不忍睹！　　队里总结时，队领导说：“我们有的队员不用功，到了国家队还不如不到国家队。”我听了深受刺激，因为我确实不是不用功，可是为什么会输得那么惨，我也不知道。这是我进国家队后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下棋这块料，要不然就去考大学吧。还有人说我，布局的很多东西你都不懂，连大场也不懂得占，就知道断、断、断。老师告诉我，日本棋手的布局好，我连忙找来日本的棋书看，看是看了不少，可我还是本性难移，下着下着，又开始断、断、断。　　下一个比赛是在郑州举行的个人赛。火车上，陈祖德老师说，这些少年棋手虽然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快。让先他们应该没有希望，让两子他们也希望不大。我听了不服气，特别想跟陈老师下一盘。于是他让我两子，我们下起了快棋。结果我赢了，心里免不了一番得意。其实，陈老师并没有全力以赴，像他们那样等级的高手能跟我们下棋，本身就不容易。　　在郑州的比赛是直接从下午开始的，这样可以避免拆棋。我的成绩是十五名，我觉得当然算不上好，但也不是太坏，因为我参加的是成人组的比赛，有一些国家队的棋手还在我之后。比我小两岁的马晓春是十六名，那时他就显出了其非同一般的才能。他思路敏捷，下棋很快，“啪、啪、啪”就把对手给拍下来了。　　　　　　　　　　　　　　　　　　　　　　　　　　　　　　第一场国际比赛输了　　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７９年，日本派出了业余和专业棋手来华访问，专业棋手里有山城宏，我没有资格和日本专业棋手下棋，那是陈祖德老师和聂卫平老师他们的事。我的对手是二口外义，下棋时特别紧张，因为那是我的第一次“国际比赛”。比赛前，队里还专门开了会，除了要求打好比赛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不要乱说、乱动，反正不要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比赛前，我怎么也睡不好觉，一想到明天要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参加国际比赛，心里就又激动又紧张。那盘棋我输了，当然也就失去了参加后面比赛的资格。马晓春是和了，也失去了参加后面比赛的资格。我沮丧极了，觉得自己可能再也没有参加国际的机会，再也没有为国争光的机会了。　　１９７９年的夏天，日本棋手再次来访，队员有小林觉、白石裕等，女棋手有小林千寿。小林觉只比我大两三岁，是当时日本棋圣战五段组的冠军。这一次队里作了改革，比赛前就把名单定了下来，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打一场排一场名单。为此，队里让我们这些少年队员打选拔，谁赢了就对小林觉。还没打到最后一轮，就已经决出了胜负，我可以和小林觉下棋了。　　吸取上次和二口外义比赛的教训，赛前我不再胡思乱想，而是想着怎样打好比赛。大家都说我的棋比较野，我想不如就充分发挥我的“野性”，这样赢棋的机会可能多一些。那盘棋我们上来就扭杀在一起，是最早结束的一盘。我尽量按照自己的思路尽情发挥，最后我赢下了那盘棋，而且赢得比较漂亮。第一次和日本职业高手下棋就赢了，我高兴地满场乱转。赢了小林觉，是我个人围棋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信心大增，觉得又可以下棋了，因而就把上大学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了。　　１９７９年年底，队里开始讨论１９８０年访日的名单，除了那些老队员外，新队员有曹大元、杨晖和我。想到就要去日本比赛了，我下棋和学日语的劲头格外足。　　１９８０年夏天，我第一次出国，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赛前，队里给我们这些新队员提了要求，谁能三胜四败就算好成绩。在东京我下得比较顺利，一路赢，其中赢了小林觉的哥哥小林健二。在关西，我输给了谷田治己七段，他下出的大斜定式我比较陌生，不能适应，但总的成绩不错，是六胜一败。　　第一次出国门，看什么都新鲜，觉得日本真是发达，什么都好。其实这种印象和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有差距的，因为接待我们的是《读卖新闻》，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当然看什么都好。　　回国后，我收集了不少大斜定式，认真研究。队员们开玩笑地说，不要跟铸久下大斜定式，他很有研究。　　在看棋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围棋术语很重要，就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可是这样抄来抄去也不是办法，我就把自己收集到的，加上华老师收集的合在一起，按五十音图的顺序编排在一起，抄在一张很大的纸上，贴在床头墙上，取名叫 “日汉围棋术语词典”。王汝南老师让我多抄几份供大家使用，我的字不好，有人就向我推荐了字写得比较好的芮乃伟。在我去美国之前，国家队一直使用我的“日汉围棋术语词典”。　　１９８１年年底，队里又开始进行１９８２年出访日本的选拔赛，大家都很重视选拔赛，因为它意味着能去日本和高手较量。　　一开始我下得比较顺利，下到和哥哥鸣久的那一盘时，我很矛盾。我当然想赢，同时我也很希望哥哥也能去日本比赛。中午休息的时候，没想到鸣久对我说：“你不要东想西想，这盘棋我认输了，以后的棋你就好好下吧。”因为鸣久放弃了下午的比赛，那盘棋就算我赢了。　　家人之间下棋总是有这种尴尬的地方。有一年我升到六段后，后面还有三盘棋，其中最后一盘是对鸣久，如果他赢了我，就能升段。赛前，就时不时有人问我：“你会不会让江鸣久？”我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便说：“赛程安排如此，我只有让。如果他是你们的大哥，你们会不会让？”日韩的赛程安排中，像夫妻、兄弟这类亲属关系，在段位赛这种重要的比赛中是回避的，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再说鸣久“输”给我之后，他居然连赢八盘，赢下了像聂卫平、马晓春这样出色的棋手。就这样，我们兄弟携手，双双去日本比赛了。那一年我特别顺利，在日本的比赛我获得了七战全胜。　　在日本的时候，也不知是为了回避什么，我和哥哥总是不能睡在一间房间，除非那间房间是三人间。　　我在国家队的生活相对比较单调。出操后，如果不是特别想打球，我一般都是赶在吃早饭前，打上一两盘谱。上、下午都有训练，下午训练完后我们就去排球馆打球。那时女排训练非常刻苦，往往要到下午六点左右才能结束。我们站在旁边等不及了，巴不得女排的训练快点结束，我们就好早一点打球了。晚上一般就看书或打谱。　　有一阵，我搬到了靠西边的房间，那儿离电视室很近。国门刚刚打开，外国的电视节目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像《大西洋底来的人》、《姿三四郎》等等，真让人看得如痴如醉，废寝忘食。这样下去不行，我就给自己立了规矩，电视剧一律不看，再后来电视一律不看，这样我就在晚上省出很多时间。　　１９８２年开始评定段位，因为我和日本棋手比赛的成绩不错，所以一开始就是五段，下半年就升到了六段，到１９８７年，我就升到了九段。在我准备升入八段时，我因为在第一届擂台赛连赢五盘，成绩突出，郝克强老师提议，我们“除了要表彰江铸久以外，还要奖励他直接升九段”，后来队里研究下来，让我升八段。我坚决要求不要奖励我升八段，这倒不是我多么谦虚和高尚，要真给我升九段我倒是很高兴。我只是觉得，如果擂台赛的成绩算分，那我的八段完全是自己打出来的，我本来就可以是八段了，我干吗要枉担这样的虚名！所以我要求按我得分升八段，而不是奖励我八段。到底我还是升了八段，按报纸上的说法八段是领导奖励给我的，我觉得特窝囊。１９８７年在武汉参加段位赛时，我还遇到了一点小意外。我在打篮球时不慎被踩了脚，骨折了。医生让我回北京修养，可我实在不想放弃段位赛。于是就撑着拐杖，在前四盘弃权的情况下，赢下了后面所有的比赛，升到了九段。　　１９８３年年底又有访日的选拔赛，大家争夺得更激烈了。我和曹大元的那一盘下得异常紧张。曹大元已经在读秒了，这时突然停电了，大家都急着找蜡烛，只有曹大元坐着且紧盯着棋盘，我心里那个急啊，担心时间会对曹大元有帮助。电终于来了，比赛得以继续进行，我最终输给了曹大元。说实在的，我输得不服气，我觉得曹大元在时间上占了便宜，因为有了这种不平衡的心态，我自己也就应对有误。输了这盘棋，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你在以为别人占了便宜时，自己往往会心态不平衡，乱了方寸，这时就最容易出错。　　下到还有最后一轮时，我还是领先一点，包括小分。可是比赛前的一天晚上，打水时我无意中听见邵震中在说：“ 你们看吧，明天我会很快输给金茜倩的。”我大吃一惊，按照邵震中的实力，他应该能比较容易地赢下金茜倩，那我就会差四个小分，这样就很难追上别人了，这不是在害我吗？　　第二天，邵震中果然很快就输给了金茜倩，我心里那个气啊。可我又不能向队领导告他，因为他完全可以以状态不好为由，为自己辩解。而且我也没有证据，我只是在走廊上听见他在说。　　１９８６年，我和邵震中一起访美，找机会我向邵震中问个究竟。邵震中承认他说了也做了，但问其原因时，他支支吾吾地说：“那时年轻嘛。”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这是首先要怪自己不好，如果成绩很好，那么随便别人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我。另外，比赛时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不要因此而影响情绪，自乱方寸。　　选拔赛没有出线，心情当然不好。正好秀行军团又来中国了，我就陪秀行老师去了太原，顺便反省自己。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地方不成熟，看来以后要好好用功，弥补不足。　　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我家有一本日本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出版的《围棋年鉴》，上面有很多新布局创始时期的棋谱。记得小时候，父亲从不轻易示人，更不要说借给别人了。说起这本年鉴，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抗战时期，爷爷行医时发现了那本年鉴，看了实在喜欢就把它买下了。逃难时，他把年鉴和医书一起埋藏起来。劫后余生，大幸中的不幸是那本年鉴被人弄走了，爷爷很是痛心了一阵。有一年，爷爷在街头地摊上奇迹般地又看见了那本年鉴，摊主要价很高，但爷爷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心爱的《围棋年鉴》失而复得，爷爷的喜悦无以言表，自然倍加珍惜。　　我把年鉴带到了北京去看，我发现那些新布局创始时期的棋谱的确很精彩。　　　　　　　　　　　　　　　　　　　　　　　　　　　　　以棋会友　　围棋是我之所爱，它让我欢喜让我忧。用时围棋又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因为围棋，我结交了许多前辈，丰富了阅历，增长了知识。　　１９７９年，陈毅杯围棋比赛在北京举行，我被分到一个小组，负责裁判工作并兼照顾那些老同志。前国民党将领宋希濂、杜玉明、刘菲等都在我那个组，我从小就喜欢看打仗的书，这些当年威风凛凛的将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有的很老了，身体也不好，我搀扶着他们干瘦的手臂，难以想象他们当年统领千军的雄姿。人老了有时就像孩子，他们有的你谦我让，不计较输赢；有的却又斤斤计较，争得面红耳赤。前者多是些老军人，而后者多半是知识、科技界的前辈。　　１９８６年访美时，宋希濂老先生特地让他的儿子陪着，兴致勃勃地参加我们指导的车轮战。我一直对打仗的事有兴趣，见到当事人就想追根问底。见到宋希濂老先生时，我也总是想问问他那些从前的事，可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毕竟太失礼了。如果有机会见到那些解放军的将领，我倒是不太顾虑什么，总要向他们打听一些事，而那些老将军也挺乐意回答我的问题，而且说时眉飞色舞，毕竟他们是最后胜利的一方。　　革命历史小说《红岩》深深地影响了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我熟知小说《红岩》里的人物和故事，崇拜许云峰、江姐、双枪老太婆．．．．痛恨那些阴险凶狠的国民党特务。　　有一年擂台赛后的联欢会，我遇到了沈醉先生，而且碰巧我们的座位是挨在一起的。他看上去身体很好，握手时，他有力的手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很想向他打听《红岩》里写的那些人和事，他很爽快地说：“行啊，什么时候有空你就到我家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后来到底还是没去成他家，挺遗憾的。　　那时的国务院秘书长金明也很喜欢下围棋，有一次他要我去他家下棋。我想，跟老同志下棋我要全力以赴，要不然老同志会说我不认真，水平不高。所以跟金老下棋时我虽然没有使出全部的力气，但也是招招凶狠。我们下了八盘棋，他都输了，而且输得很多。金老的外孙女也会下棋，她说： “江铸久，你怎么比聂卫平还厉害，聂卫平跟我爷爷下棋还有输又赢，你怎么老是赢我爷爷？”我这才想到，我这种下法该不会打击老同志的积极性吧？反正从那以后，队里就不再安排我跟老同志下棋了。　　１９８１年以后，出国比赛多了，也有机会能跟自己尊敬的棋手面对面地下棋，有几个棋手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比如日本的超一流棋手藤泽秀行老师和小林光一先生，而小林光一先生敏锐的棋感和率直的讲棋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８１年，我跟小林光一下棋之前，他已经连赢五盘了。那盘棋我几度挣扎，最后还是完败。赛后，我向小林光一先生请教。他说：“你在胜负处还要加有努力，别看你有的时候在胜负处有敏感，但还不够。胜负处经常是一锤定音的时刻，你必须判断准确，出击时要狠，这样才能收到好效果。”这些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当时国内棋界对我的评价是：胜负处下得不错，挺能拼的。而在像小林光一这样真正的高手看来，胜负处恰恰是我的弱点。　　因为我会一点日语，有日本棋手来比赛时，只要我有空，队里一般就安排我去陪他们，我也很乐意。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我提高日语，陪同中还可以向他们请教一些有关下棋的问题，收获很多。　　有一年，小林光一在北京参加擂台赛。礼拜天休息时，他想到颐和园去玩。我心中一阵暗暗叫苦：中午吃饭怎么办？那时的一些规定比较死板，小林光一住在燕京饭店，那就只能在燕京饭店吃饭，在外面就餐就不能报销。总不能为了一顿饭让小林光一从颐和园再回到燕京饭店吧？主办单位新体育杂志社就想了个办法，或是给我们每个人配备个盒饭，或是给我们每个人发十元钱。那个时代虽然人民币很值钱，但十元钱的标准还是不能吃到什么像样的饭菜的。于是我就自己带了点钱，以备万一不够时还可以垫上。我陪着小林光一先生在颐和园玩，看上去他很愉快，我却时不时地为午饭发愁。我们来到一处古色古香的休息室，里面有茶水为外宾供应。这是我想起了放在车上的盒饭，就问小林光一：“我们就在这个茶室吃点盒饭怎么样？”游兴正高的小林光一毫不介意地答应了，就这样，一直困扰我的午饭问题解决了。　　我还陪武宫正树去过长城。天很冷了，总不能带着冰凉的盒饭到长城吃吧。那时的伙食标准已经提高了，记不清是十五（或二十）元，说实在的，这点钱在长城还是吃不到什么的。一路上，我一直在寻思，怎么样才能用这点钱吃到又好又便宜的午饭。那天，在长城的烽火台，我们巧遇到一群四川棋迷，他们是来声援擂台赛的，同时也想和他们仰慕的武宫正树先生见见面。武宫正树先生手捧棋迷们献给他的鲜花，笑吟吟地站在烽火台上。棋迷们说：“我们想请武宫正树先生吃饭，不知行不行？”我一听暗自乐了，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看来困扰我的吃饭问题又可以解决了。后来那些棋迷们跟我说：“真要感谢你答应的那么痛快，使我们能有机会跟武宫正树先生共进午餐。”我说：“哪儿啊，我应该感谢你们才对，因为那会儿我正为武宫正树先生的午餐发愁，是你们帮我解决了问题。” 　　围棋爱好者中有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以棋为媒，我和不少爱好者成为朋友，结下友谊，这是围棋给予我的一份珍贵的人生阅历。　　　　　　　　　　　　　　　　　　　　　　　　　　　　　　　业余生活　　那时年初总要开体育大会，各地体委的领导都要来开会，期间他们都带着食品来看望个子省的运动员。山西省在国家队的运动员很少，象女排的周晓兰，还有乒乓队的几个陪练。足球教练徐根宝那时也借在山西队。有时候，四五个领导来看我们四五个运动员，差不多一对一。　　和老乡混熟了，就象滚雪球似地和这些老乡们所在队的其他运动员也混熟了，像乒乓队的陈新华和郭跃华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运动员嘛，所以我们的交友方式还是跟运动有关。仗着自己也会打几下乒乓，就不自量力地拖着这些乒乓高手打乒乓。让五个不行，让七个不行，让十个还是不行，一直要让到十九个才行，也就是在二十一个球里我能赢下两个就算是我赢了。真是行行不容易，行行有高手，不服气不行啊。　　篮球也是我们喜欢的运动项目。不敢和男运动员打篮球，我们就找女队员打球。打球时不是他们赖就是我们赖，因为宋晓波、柳青她们屁股一撅就把我们撅一边去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一对一就更没戏了，我的个子不算矮，可是在柳青她们面前我只能算小个子，旁边的人就看见我绕着她转来转去，怎么也摸不到球。我自己也找不到方向，头一抬，就看见她的大手在眼前晃动。　　她们那么厉害，那我们也得蒙蒙她们。每年春节，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摆擂台，和围棋爱好者多面打。有一次柳青也来凑热闹，正好我在十面打。柳青说：“江铸久，你真厉害，同时和十个人下棋。”我乘机蒙蒙她们，便说：“是啊，你柳青打篮球只能赢我江铸久一个，而我江铸久下棋却能同时赢十个，就是几十个我也照样下。”其实，完全不同的两种项目不好比，但年轻人就是这样争强好胜，喜欢玩闹。　　体操队的童非也经常来围棋队玩，有一次我们赌踢足球，谁输了谁请客吃西瓜。体操队的小运动员们举着牌组成了啦啦队，牌上写着：围棋队必输，我们口渴了，我们要吃西瓜。我们看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些体操运动员又瘦又小，看了就让人有些心疼。平时训练受了伤，拄拐棍、绑绷带看上去就更可怜了。足球比赛开始了，我们这才发现围棋队根本不是体操队的对手，他们不但体力好，而且身手敏捷，简直是在玩杂耍。我的位置是盯人后卫，盯的是黄玉斌。黄玉斌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不但具有顽强的拼搏精神，踢球满场飞，而且很讲究体育道德，时不时地把摔在地上的我搀扶起来。有的人就比较凶了，抢球时连过带拉人，有点赖，而且玩命似的飞身铲球，把我们吓得够呛。球输了，当然是实力不济，由此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跟体操队踢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多年以后，我和童非在美国相遇，聊起当年在国家队那些好玩的事，我们捧腹大笑。　　运动员就是喜欢比赛。冬天，我们经常找其他运动队的人打排球。吸取和体操队踢球的教训，打排球时我们扬长避短，找了个头较矮的跳水队。原以为我们以高制矮，定能把跳水队打个落花流水，谁知他们个个弹跳出众，鱼跃救球一点也不亚于专业队员。　　都说下棋的人聪明，我们后来就专门找游泳队打排球。因为游泳运动员看上去身子结实、四肢修长，是打排球的料，其实他们是鸭子脚，弹跳不行，只会接球，不会扣球。　　足球队的著名运动员容志行很喜欢下围棋，他的弟弟就是我们少年队的教练容坚行。我们跟容坚行踢球，不仅大开眼界，而且也大有长进，那球好像是粘在他的脚上似的，任他摆弄。带球时身体一晃，就把我们甩得远远的。　　有段时间容志行跟我们踢得比较多，因为他在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时被新西兰队粗野地踢伤了腿，暂时不能参加正式训练，我们就借此机会找他踢球，说保证不会踢伤他的腿。容志行笑着说：“不会踢球的人才更容易踢伤别人的腿，因为他们老是踢不着球，踢到的都是别人的腿。” 　　跟科威特队的比赛容志行终于能上场了，我们去北京工人体育场为容志行助威。当容志行顶进一个球时，全场都沸腾了，我们为容志行欢呼，这欢呼中还多了一份特别的感情。　　那时体委经常开运动员大会，开大会时，坐在后面的人难免就要说话开小会。由此我坐在足球队的守门员李富胜旁边，上面在大会发言，我们下面的小会也开得热闹。大会结束，李富胜给我上的足球课也结束了。　　男队员在生活上粗枝大叶，忘记带钥匙的事时有发生，我们就把门上的窗户一直开着，这样忘记带钥匙时，我们就可以从门窗户那儿爬进去。北京灰沙大，窗户上总有一层厚厚的灰，可是经常忘记带钥匙的那几个人的门窗户总是很干净，因为爬窗户时衣服把灰都擦干净了。有一次，我又在爬窗户，篮球队的宋涛看见了就说：“你干吗那么费劲？看我的。”高大的宋涛站在登上，把手从窗户那儿伸进去，用拖把“啪哒”把门打开了。我是绝对不会想到用这种方法的，因为和宋涛相比，我个子太矮了。宋涛后来被美国职业篮球队看中，邀请他去美国打球，可是成行前他的膝盖摔坏了，实在太可惜了。　　中日围棋擂台赛，围棋队开始着手培养后备棋手，队里来了一批十岁左右的小队员，其中就有常昊，非常可爱。有一次，我看见宋涛居然背着一个小队员扣篮，让人惊奇。有时，他打球时还让小队员搂着他的脖子，就好像是一个小猴挂在胸前。后来有一支美国职业篮球队访华，他们的扣篮更让人叹为观止了，简直匪夷所思。男篮钱澄海教练说：“不但你们是第一次看见，我们也大开眼界，很多技术动作我们也是第一次看见。” 　　擂台赛使围棋队出了名，找我们搞联谊活动的也多了，这样我和羽毛球名将韩爱萍就熟悉了，有空就找她打羽毛球。有一次韩爱萍说她单脚打球也可以赢我，我当然不服气，就急着要跟她过招。怪了，她单脚站在那儿，我故意前后左右乱打，可是她好像有吸引力似的，那球总不听我的，总是送到她的身边，她当然就总是能接到。可是轮到她发球时，球就开始乱窜了，我来回折腾，还是接不到球。我彻底服了，真是隔行如隔山，你不能不服气，况且国家队集中的都是全中国的运动精英。韩爱萍后来和丈夫一起去了澳大利亚，在那儿教羽毛球。　　那一阵春节总是有联欢活动。有一年，我第一次对公众讲棋，可是联欢会上乱哄哄的，大家各忙各的，不知有没有人来听棋。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队友就先坐好，假模假样地听我讲棋，等吸引来了人，他们也就撤了。我发现我在讲棋方面比较有天赋，大家挺喜欢的。　　擂台赛后我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我在北京大学做报告时认识了一个女学生小杨，双方相处得很愉快，可是她家对我们的交往有些意见，她后来去美国留学深造了。小杨去美国后提出，如果有可能，让我到美国去看看她。在此之前，我访问过美国，而这次如果去就性质不一样了，是因私去美。我先要跟队里申请，队里讨论同意后还要回太原办手续，这些手续前前后后居然办了两年多，等到手续办下来，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送签证时，我申请去美的理由已经是讲棋了，因为我收到了旧金山围棋协会的邀请。　　　　　　　　　　　　　　　　　　　　　　　　　　　　　　　　上大学　　１９８７年，我想去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外语，我听说女排的郎平也在那儿进修，学校很好。天文系何香涛教授是围棋爱好者，曾带队出访过欧洲，他帮我联系了进学校的有关事宜。我的本意是想从基础开始，老师测试了我的日语水平说：“以你的口语可以直接上三年级。”我们最后定下，我从二年级开始学。　　我们那个班有十八个人，女生居多。我的学生生活到初中就结束了，现在重回校园，跟比我年轻的学弟学妹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年轻单纯了很多，增添了活力。同学们学习刻苦，但也挺能玩的。大家都想跟我学围棋，有时老师上好了大课，我就接在后面上我的围棋课。我告诉同学们，我能在二十分钟里教会你们。其实，学会下围棋很快，就黑白两个子，可是要想下好围棋，那真是太难了。我的邻桌为了方便跟我学棋，竟然在课桌上刻刻画画，把课桌当棋盘了。　　为了迎接新年，学生们总要举行很多庆祝活动，规模虽然不能和体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迎新活动比，但也很热闹，并且另有一番味道。俞斌和芮乃伟也去了，我们都玩得非常愉快，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比赛多了，我已经习惯真刀真枪，复习考试也是这样。可是有的学生却爱耍小聪明，走捷径，比如公开课要背的东西很多，他们很想知道考试范围甚至是考题，如果他们去问老师，肯定会碰一鼻子灰。于是他们就推举我去找老师打听，老师看在我是运动员的份上，说不定会网开一面。他们七嘴八舌的，教了我很多提问的技巧。　　我想与其诚惶诚恐地去见老师，不如开门见山，因为老师总是聪明的。于是我跟老师说：“我的复习时间实在太少，所以想问问考试范围，这样也许能复习得更好一些，争取考出好成绩。”最后，还要不打自招地加上一句，“我不是想知道考题，只是想请老师帮助确定一下。” 　　回到教室，同学们把我团团围住，问得特别仔细，老师跟我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词，他们都要分析研究。看见学生们如此把老师的话当圣旨，我觉得好笑，心想：你们聪明老师也不笨，老师怎么会轻易地告诉学生考试的题目呢？　　为了考好试，同学们真是利用一切机会，无孔不入。他们会利用考试前的几分钟时间，千方百计地打听，如果老师流露出什么，他们马上翻书。我心想，这样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这就想马上就要比赛了，你再去问教练，我是下三连星好还是中国流好？没用！可是我想错了，同学们这样东打听西打听，居然都考出了好成绩，我佩服之至。老师说：“ 这些学生考了十几年的试，身经百战，都成精了。”我在赞叹同学们刻苦学习的同时，也赞叹他们问老师考题的技巧。　　我们班有四个朝鲜族同学，他们的语法很好，我就向他们请教学好语法的经验。他们告诉我，朝鲜语和日本语的语法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也没怎么用功学。他们还愿意教我朝鲜语，可是一来我对外语的兴趣不大，另一方面一门外语已经够我累的了，所以就婉拒了。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我会去韩国下棋，而且不得不学习朝鲜语。真是世事难料。　　我在北师大一共学习了两年多，那段学生生活我过得很充实也很能愉快，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唯一遗憾的就是因为学习，用在棋上的时间就少了。　　北师大接纳了很多运动员，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谢军后来也在北师大学习，她学得很好，从本科一直读到研究生，据说还准备读博士。　　在大学学习，原以为离围棋远了，其实不然，我还是能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人和事。有一次，我看见校园里有围棋和象棋比赛活动，挤过去一看，竟然是原山西围棋队的领队王品璋在搞活动，真没想到我们会在大学里见面。　　在北师大，我还见到了当年北京队的小棋手杨靖，我们还一起进入国家围棋队。杨靖那时已经从数学系毕业，正在读研究生。我一直觉得杨靖如果做职业棋手应该也不错，因为他很有围棋天赋。不过，聪明如杨靖，干什么都不会错的。杨靖后来去美国学习电脑，我们在美国见了面，他帮了我不少忙。　　　　　　　　　　　　　　　　　　　　　　　　　　　　　　　　藤泽秀行　　１９９１年，秀行军团来访，我和藤泽秀行老师的渊源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那时日语并不怎么样，可是胆子大，见到日本人就开口，也不怕出洋相。陪同来的翻译日语当然很好，可是对围棋就不懂了。我有时候就斗胆帮秀行老师翻译，别人看我挺能的，其实很多时候，他说得和我翻译的意思不一样。我大概给秀行老师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好像挺能说日语的。　　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秀行老师对棋的那些想法。我那时对棋的思考还是局限于一招一式，在局面特别一般的情况下，就想不出好棋，而秀行老师很敏锐，能发现“只此一手”。在此之前，我对吴清源老师很崇拜，可是我根本跟不上他的思路，觉得很难学。我比较学得来的是梶原武雄先生的想法，觉得特别神奇，比如钻头式战法、子的效率等等。　　秀行军团每隔一年或两年都要访问中国，我把平时看书打谱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记下来，他到中国来时就请教他。因为我会一点日语，队里就让我多照顾一下秀行老师。有一次，我去他住的宾馆看他，只见秀行老师边喝酒边下棋，房间里的十五瓶茅台他已经喝掉了八瓶，醉醺醺的。日本人很讲究师道尊严，小辈不敢违抗长辈的命令，已喝成那样了，他的儿子和学生还在给他斟酒。我粗惯了，没有那么多规矩，就收起酒瓶，倒了一杯只兑了一点酒的白开水给他喝。秀行老师一喝勃然大怒：“你们竟敢给我喝这样的酒，这是谁干的？” 他的儿子和学生吓得不敢出声，我承认是我干的。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我，但也无可奈何。他说他还想喝酒，我就说酒喝光了，而且这种酒现在北京也买不到。　　和秀行老师接触多了，我们的友谊也加深了。有一次，秀行老师问我，中国除了北京、上海和南京，还有哪些城市的围棋活动开展得比较好？我就向他介绍了太原，一来太原是我的家乡，而来它离北京很近。没想到秀行军团真的去了太原。秀行老师感叹地说：“你告诉我太原离北京很近，可是要乘十个钟头的火车，太远了！”其实这不是我的错，中国地域辽阔，乘十个钟头的火车在中国人眼里实在不算很长。而日本国土狭小，从东到西乘十个钟头的火车，差不多可以坐出日本本土了。　　在太原，我赢了清成哲也，输给了小松英树。有记者就此问我：“你怎么赢了八段，输给了四段，发挥太不稳定了吧？”准备回北京时，秀行老师病了，不能随大部队乘火车，只好改乘飞机。可是当时没有从太原直达北京的飞机，再加上天气不好，秀行老师就在太原耽搁了几天。他嫌宾馆的饭不好吃，我们就常常陪着她到外面去吃。吃饭时除了我们这些陪同外，按照当时中国的习惯，司机也一起就餐。这在我们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秀行老师看来就很奇怪了。他感叹地说：“中国司机的地位真高啊！”王汝南老师告诉他：“ 在中国，你千万不能得罪司机。” 　　秀行老师过去壮得像个摔跤运动员，一场大病后他很虚弱。那天晚上，他突然胃疼得厉害，他自己也有点担心，就要我睡在他房间里陪他。这可让我为难了，因为当时的外事纪律规定，中国人不能和外国人住同一间房间。看着我尊敬的秀行老师痛苦而孤独的样子，作为晚辈和学生的我却不能为他分忧解难，我焦急万分，却也无可奈何。那晚，那层楼面就住着秀行老师、王汝南老师和他，奇怪的是连个服务员也没有。我赶忙去找王老师商量，看能不能让我陪陪他，王老师也很为难，身为活动的负责人，他更不能破坏外事纪律。没办法，我们只能经常过去看看秀行老师，照顾一下。就这样折腾了一个晚上，也提心吊胆了一个晚上。好在第二天，秀行老师的胃不疼了，飞机也赶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总算没出什么大事，秀行老师也赶上了北京的活动。许多年后，提起那晚的事，我和王老师都觉得好笑和无奈。　　秀行老师也没有忘记这件事。１９８４年，我在日本箱根打擂台赛，赢了小林觉后，秀行老师很郑重地请我去他的房间，说有事要谈。我有点紧张，不知要跟我说什么。在他的房间里，秀行老师先向我介绍了一位年长的女士：“这是我的夫人。”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另一位年纪较轻的女士： “这是我的另一位夫人，也就是藤泽一就的母亲。她们是专门来谢你的，谢谢你在太原照顾我。”两位夫人都跪下表示谢意，我连忙还礼，连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不必客气。” 我的日语词汇有限，一时也想不出更多更好的话，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两位夫人给我沏茶，拍着我的肩膀问寒问暖。我那时二十出头，很多事都不懂，最上不敢说什么心里却在嘀咕着：“秀行老师怎么有两位夫人？”更然人惊奇的是，我看见两位夫人亲如姐妹，手拉着手在庭院里散步。　　秀行老师的确对我很好，赛前经常向我面授机宜。所以有的文章说，藤泽秀行就像是江铸久的教练。　　擂台赛赢了依田纪基后，秀行老师说：“依田的快棋很厉害，你有空要跟他多学学。”依田的快棋果然名不虚传，我连输了四盘。复盘时，秀行老师不时地指点我，当时的情景被《新体育》的记者拍了下来，好几家杂志都刊用了这张照片。　　擂台赛后，秀行军团再次访问中国，其间我一直陪着秀行老师。表面上看我好像在照顾他，实际陪同的过程中，棋里棋外我都学到了不少东西。记得秀行老师对我说：“你现在没什么风格，都是抄别人的。这样下去没什么前途，所有真正下得好的棋手，都是有自己明显的风格。你可以合理地吸收别人的东西，但你同时也必须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风格，这样才能成为大家。” 　　秀行老师的目光相当敏锐，他对我说：“你不要看马晓春现在的名气还不是很大，可是总有一天他会很厉害的。” 秀行老师还问我：“你看当今和未来最厉害的天才棋手是谁？” 我回答说是聂卫平和小林光一，而秀行老师却认为是曹薰铉。孤陋寡闻的我居然连曹薰铉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我马上去查看日本的《围棋年鉴》，里面对他的介绍很少，只是说他在日本学过棋，还是六段时就回韩国服兵役了。秀行老师说： “你们不了解他，对他不够重视，但我认为他必定会大放光彩。”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韩国也有围棋组织，但不知道韩国的围棋也很厉害，而且领军人物就是曹薰铉。　　生了那场大病以后，秀行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可他还是多次带领日本的年轻棋手来中国访问。秀行军团里主要的棋手有依田纪基、今村俊也、小松英树、小林觉、武宫正树等。我觉的秀行军团的来访对当时的中国围棋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秀行老师生性豪放，不拘小节。在中国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中午他总要回住地休息一会。一般都是我把他送到宾馆，然后约好时间，下午我再去把他接来。有一天还没到时间，他就披着我的大衣，一个人迷迷糊糊地来到了棋室。他说：“我一觉醒来，也不知道几点，就一个人赶过来了。” 这时有人说，等一会中国的方毅副总理要来看棋，看着秀行老师睡眼朦胧的脸，我赶紧手忙脚乱地用毛巾在他的脸上胡乱擦了几把，他也就听任我的打理，旁边的人看了直笑。　　多年以后，我在日本时和乃伟一起参加了秀行老师的“ 合宿”，他的儿子藤泽一就也成为了日本棋院的理事。　　秀行老师后来因为自己给学生颁发段位，与日本棋院有了摩擦，遂宣布退出日本棋院。秀行老师始终是我崇敬的先辈之一，任何时候见到他都是一件很高兴的事，而且每一次我都有很多的收获。我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　　　　　　　　　　　　　　　　　　　　　　　　　　　　　　　　中日擂台赛　　１９８４年，一些队员去参加访日比赛了，没去的队员就悠闲了许多。想想着队友们在日本比赛的情景，我的心充满了惆怅。谁知好消息悄然而至，一天，郝克强老师对我说： “江铸久，你好好加油吧，我们正在筹备中日围棋擂台赛。” 这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在第一届擂台赛的开幕式上后，第一战中方先锋汪见虹输给了依田纪基，接着就该我上了。我收集了很多依田的棋，一门心思看棋打谱。　　轮到我执白，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要让依田一下就把我击垮，因为依田的棋非常锐利，要想法先耗着，然后再寻找机会。我的布局稍微亏了，但总的来说还算势均力敌。熬到最后，依田没有下出特别好的棋，局势开始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眼看胜利在望，我反倒开始紧张了，就怕一疏忽把棋断送了。我几次去卫生间用冷水洗脸，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最后，我赢了依田一又四分之一子。我太高兴了，因为这种比赛能赢下一盘就很好了。其实，我只是发挥得还可以，主要是依田的失误多了点，他的攻击有时过火了。下一盘，我将迎战小林觉。　　紧接着我又去桂林参加了新体育杯，我下得非常糟糕。当时以为自己不在状态，其实还是水平问题，深一脚浅一脚的老毛病又犯了，经常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兵，把缺点都暴露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全国个人赛。为了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我没有跟队里一起走，而是去了衡山。一个人在山道上边走边想，脑子似乎清醒了很多。　　第二天早晨，我遇见了湖南省地质队的几个工程师，几句话聊下来，彼此有了好感，他们知道我是北京来的运动员，我也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兴趣。他们正准备去界碑看矿，我也想跟着去长长见识，于是就退了房，上了他们的吉普车。　　途中，我随工程师们去了一个勘探小队。工人们羡慕地说：“你这么年轻就在中央工作，真了不起。”我说：“我那时什么中央来的，不过是个运动员而已。”将近中午，一条蛇好像是知道人们要吃饭了似的主动送上了门，工人们打死了蛇，用它做午餐肉。　　吃饭了，每个人一钵饭，一罐菜。看着那一罐菜，我傻眼了，所谓的菜其实就是辣椒，里面几乎找不到什么肉。我吃了一口辣椒，立刻头上冒汗，嘴里好像着了火，没办法只好使劲往嘴里塞饭。辣椒没吃几口，一钵饭倒是都吃光了。剩下的辣椒我分给了工人们，他们一个劲地谢我。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辣椒饭，我觉得地质工人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工人们却告诉我：“今天还算是吃得好的，因为胜利和中央都来了人，平时的辣椒可没今天这么多的油水和肉。”我这才明白，当工人们发现那条蛇时为什么那么激动。　　那顿饭吃得我感慨万分，我们平时吃得稍微不称心就要抱怨，嫌工资不够高也要抱怨，下棋输了就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和这些四海为家的地质工人们比，他们的苦才是真正的苦。　　回去的路上，我和工程师们谈了自己的看法，可是他们说，你刚才见到的地质队还算是条件好的，至少他们是住在宿舍里。更多的地质队是居无定所，餐风露宿。衡山之游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原来总是抱怨下棋如何如何苦，从那之后，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最多也就是说说输棋后的痛苦。　　下午，我随着工程师们往衡阳赶，心情就没有上午那么轻松了，沉甸甸的，心想：这世界上不容易的事和不容易的人还真是挺多的。　　在广州的个人赛上，我的成绩是第十五名，尽管我很想下好棋，可就是事与愿违，问题是实力不够，唯一的安慰就是我把每一个对手都看成是小林觉。成绩不好，大家都对我接下来的擂台赛表示担忧。　　郝克强老师送我上飞机，他问我感想如何，我的回答是： “撞沉吉野。”我很喜欢电影《甲午海战》，就引用了海军将领邓世昌的话来表示自己的决心。我还对郝克强老师说： “下一次你也到机场送我。”意思是我会连赢的，不知道郝克强老师是怎么想的，是看我很自信，还是自不量力。　　我和小林觉的比赛被安排在箱根的石叶亭旅馆，日本棋坛很多重要的比赛如本因坊战就是在那儿举行的。那盘棋我执黑下得比较顺利，几块棋缠绕下来，我占了便宜，最终我赢了小林觉。　　下一场比赛的地点是东京的银座，对手是淡路修三。在东京，我联系到了好朋友、原北京围棋队的常征明，那时他正在日本学习证券，后来他当上了中信公司的领导。跟常征明有关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个叫生方艾司的日本业余棋手正在山西搞体育交流活动，他说：“江铸久，你这么年轻又会日语，为什么不到日本棋院来留学？”听上去主意不错，但知道真要办起来会相当麻烦。生方艾司就说，“我可以帮你试试看，有事我可以和你在日本的朋友常征明联系。” 　　到了比赛场地，我就暗暗叫苦。因为对局室不是一间单独的房间，而是一件很大的房间，仅为擂台赛而临时布置了一下，把房间分隔成对局室和研究室两部分，这样我和淡路下棋时就会受到干扰。开始我还很担心，在这样的环境里下棋，可能更会影响自己水平的发挥。但很快我就平静了下来，并不是我一个人受到干扰，而且我的日语有限，他受到的干扰应该比我大。　　那盘棋我下得很苦，淡路的水平确实不错，而且那段时间他的竞技状态很不错，成绩也很好。比赛每方三个半小时，我开始读秒时，淡路才用了一小时五十分。可是如果有棋运的话，它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地方。我的形势不好，淡路就想一棍子把我闷死，而越是想把我闷死就越是闷不死，淡路急了，他越是有时间长考就越是想不出好棋。如果换一个水平更高的棋手，或者心态更好一些的，那我可能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淡路选择的路是全面围杀我，通常读秒的时候我会下得不好，偏偏那一盘我错得很少。我在逃大龙时，还处处给他出难题，为了解决我出的难题，他消耗了不少时间。淡路进入读秒后开始慌了，嘴里不时念叨着什么，我听见有傻瓜之类的词。不管怎样，最后我赢下了淡路。　　下一个比赛的对手是片冈聪，比赛地点是在上海。那时上海正好有个小范围的名人赛，名单里没有我。擂台赛连赢了几场，我士气正旺，底气很足，就向队领导打听，名人赛的标准是什么？擂台赛的成绩算不算？领导回答我，名单是早就定下的，因为那时还没有擂台赛。　　比赛时，我和钱宇平住一屋，一般人们外出总是喜欢轻装，东西越少越好，可是钱宇平那时总带着一对哑铃锻炼身体。比赛前我的神经绷得很紧，早早就睡了，迷糊中隐约知道钱宇平回来了，可过一会又没有动静了。我当时是朝着墙睡的，无意中睁开眼吓了一跳，墙上可以看到有一对哑铃晃来晃去。我知道是钱宇平在举哑铃锻炼身体，可是赛前我太紧张，神经过敏地以为哑铃就在我的头上晃动，唯恐钱宇平万一举不动，手一松，哑铃掉下来砸在我身上，那我就不能比赛。就这样杞人忧天，我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在和片冈聪的那盘棋中，一上来的那个大型定式我研究得不深，所以布局时就有些吃亏。中盘后我开始扳回来了，后面的攻击我还是比较凶狠的。这样我不但扭转了局势，我的空围得还挺大，片冈聪没办法，只好把他单薄的地方硬撑了一大块空。到底要不要打入他的空？最后我还是打了进去，一锤定输赢。　　比赛结束后我们去了长江剧场，曹志林老师正在讲棋。看见我们，棋友们“呼啦”拥上前来要求握手签名，我只觉得很多笔在眼前戳来戳去的，好像还挺危险的，保安及时将我们带了出去。远远地看着长江剧场，门口还围了一大群人，我的心头热热的，其实我很想给棋友签名，可是当时的情景容不得我那样做。很感激棋友们对我的热情和鼓励。　　赛后，我陪片冈聪一行乘船游览黄浦江。酒卷忠雄先生说：“日本棋院这两天就要讨论你来日本棋院留学的事。” 片冈聪说：“那真要这样就好了，我们可以经常在日本下棋了。”船上安排了娱乐节目，酒卷忠雄先生津津有味地看着变魔术。片冈聪有点不耐烦了，他告诉我，他这已经是第三次游览黄浦江了，因为每次到上海，主人都是安排游览黄浦江，而且船上的娱乐节目几乎没变过。　　赢了片冈聪后，邱百瑞老师问我，能不能跟常昊下一盘，他进步很快。我不记得是让四个子还是几个子，常昊下得特本手，特坚实，我好像没什么机会就输给他了。常昊那时就给我留下了挺厉害的印象。　　当时曹志林老师主持的《围棋月刊》专门出了号外，并联系了一家洗衣机厂赞助，这家厂后来发展成为申花集团，是申花足球队的赞助商。曹老师说：“江铸久，你好好下。如果你赢了，常方答应赞助你一台洗衣机。”我听了很高兴，因为当时洗衣机算高档紧俏商品，如果我拿这台洗衣机孝敬父母，他们一定很高兴。　　我如愿以偿赢了比赛，在庆祝晚宴上，曹老师把我引见给洗衣机厂的老总，老总答应把洗衣机寄到太原去。回北京几个月后，家人告诉我，洗衣机没有寄到家里。我有点尴尬，觉得好像给父母吃了个空心汤圆。后来有一次遇到曹老师，问起这件事，曹老师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看来厂里是赖掉了。一台洗衣机在今天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但当时我和家人的确是空欢喜了一场。　　擂台赛连赢了几盘后，我很是风光了一阵。许多地方邀请我去作报告，介绍擂台赛的情况，其中清华大学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清华大学的围棋基础比较好，而且年轻人很容易兴奋。记得有学生问我：“哪一盘棋下得最好？” 我那时年轻又气势正旺，就豪情万丈地回答：“下一盘！” 这样的回答当然赢得了满堂的掌声。　　下一个对手是石田章，可是比赛前的一段时间，我对棋特别没有把握，跟大家下棋时常输。因为擂台赛成绩好，队里就让我搬到条件较好的房间去住，室友是王谊。相对来说，王谊当时的成绩在队里要弱一些，可是我跟他下快棋却下得很难看。我紧张起来，几乎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很多人还调侃我，这些棋输了算什么，你只要擂台赛的成绩好就行了。　　又要去日本比赛了，连头尾共五天。郝老师跟我说，比赛的日程定得很死，因为经费的关系，日方只能接待我们三天。如果我们到了日本后的第二天就去下棋，可能对比赛不太有利。跟日本人商量下来，我们去日本的第一两天不下棋，就是休息。如果第三天我下棋赢了，那第四天就连下。仗着年轻，我相信自己的体力，就答应了这个方案。　　到日本后的第二天，是ＮＥＣ杯的决赛，当时风头最劲的赵治勋和小林光一打入了决赛，最后赵治勋半目赢了小林光一。在酒会上，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林海峰老师，就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如布局不好、不知道平时应该怎样学习等等。林老师是个相当谦虚的人，他说：“我觉得你没什么大问题，棋下得挺好。”这也许是林老师的客气话，可当时的确增强了我的信心。　　在酒会上，我还遇到了酒卷忠雄先生。他对我说：“关于你到日本棋院留学的事，理事会已经通过了，生方文司先生会安排你的生活琐事。最近，大枝雄介理事正在中国访问，会跟你们中国棋院谈的。等一会，他会赶到酒会来。你觉得中国围棋协会会同意吗？”我知道，多年以前，中国棋院曾经有过派棋手去日本留学的意向，所以我认为，中国围棋协会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大枝雄介先生来了，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说：“留学的事可能不会很顺利，因为中国围棋协会有问题要跟你商量，你回去以后再说，我们保持联系。”当时我听了有些不愉快，觉得可能是大枝雄介先生不赞成我赴日留学，就推脱说要跟中国围棋协会商量。　　虽然不愉快，但擂台赛还是要打好的。和石田章的比赛还算顺利，他的棋路比较对我的路。下到中盘，他的一个缓手被我抓住，我攻击了他的一块厚势，顺带还破了他一个大飞角，局面一下就有利于我了。这时，我的弱点又出现了，下得过火，老是跟他转换来转换去，好在我最后的一个转换劫材比较多，一举就把他的一块棋提干净了。我又赢了，至此，在中日擂台赛上，我已经连赢五盘了。　　接着，我要跟小林光一下了，比赛地点是日本棋院。那次，我们一块去的有《新体育》的刘晓君和我们的领队杜维忠。刘晓君懂一些日语，很多日本来信都是他翻译的。　　比赛前一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日本友人问我们：“不是原定在香港举办比赛的吗？你们中国围棋协会为什么不同意？” 刘晓君愣了愣，说：“不会吧，怎么会不同意？”日本友人说：“我们特地给你们发了函。”刘晓君想起日本棋院是来过一封这样的函，可上边说的是我方不同意在香港举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哪一方不同意在香港举行比赛？后来刘晓君才想起，那封信的语义是否定之否定，意思是： “难道我们不可以在香港举行吗？”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在香港举行比赛？”可是我们这位可爱的刘晓君先生把意思弄拧了，大家都等着去香港比赛，可是刘晓君告诉郝克强，日本人不同意去香港，既然日本人不同意，那我们也没办法，当然也就不同意了。　　比赛那天，雪出奇的大。我执黑，迎战小林光一。开始的布局我还可以，可是中盘以后，小林光一不停地瓦解我的攻击，进入大官子阶段，小林光一就控制了局面。我尝试了各种手段，都不能扭转败势，最后只好认输。　　虽然输给了小林光一我很遗憾，但擂台赛我的成绩难以置信的好，这对我自己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安慰。　　回到北京，大家都很高兴，我就问陈祖德老师有关我去日留学的事。陈老师说：“这件事恐怕我们不会同意，原因是各方面的，也不是我一人能作主的。”我那时年轻，说话直率冲人，就说：“你们是不是怕我跑了？”陈老师说：“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们开过会，大多数都不同意。”我还想再争取一下，陈老师说：“那你只好去问问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主任了。” 　　我觉得理在我这一边，就去找了李梦华主任。李梦华主任不在，他的秘书接待了我。当我再去找李梦华主任时，秘书告诉我，李梦华主任的意见是服从队里的决定。这等于我根本没见到李主任，只是和他的秘书见过两次面，原来我是准备和李主任敞开心扉，好好争取一下，没想到就这样完了，而且，秘书告诉我的理由还不能说服我。　　我又去找了训练局的年维泗副局长，年副局长是足球界的前辈，分管我们围棋队。我也喜欢足球，开始我们谈得很投机。年维泗副局长说，他也很赞成运动员走出去请进来，这样有利于提高。我听了很高兴，觉得这下有门了。谁知最后年副局长话锋一转，说：“像你这样的棋手呆在国内也不错，你们不一定有很好的考虑。”这么兜了一大圈，我都不知自己来找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就直愣愣地问他，那这件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年局长告诉我：“我毕竟不大了解你们围棋队，既然你们队已经作出了决定，那一定是有道理的。你就服从队里的决定吧。” 　　绕了一大圈，我又回到了队里。陈老师说：“还是这样的结论，队里绝大多数队员不同意，我理解你，但我不能改变队里的决定。” 　　留学的事就这样结束了。刚从擂台赛回来，我还是兴冲冲的，可是队里的决定就好像是一盘冷水，浇在了我的头上，冷得我直哆嗦。　　这时候还有一件更不愉快的事。擂台赛期间，我曾经说： “现在火车票没那么紧张，我回太原就容易了。”好几个教练紧张地问我：“你回太原干什么？还是好好准备擂台赛吧。” 其实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那时家里还老给我拍电报，让我好好打擂台赛，这种情况以前不常有等我打完擂台赛，他们才告诉我，你奶奶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一个人跑到龙潭湖去转悠。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奶奶带大的，感情很好。常年在外训练比赛，很少回家看望奶奶，但我心里是一直牵挂她老人家的。每次回家，我都要挑水帮她洗手，因为那时我们住在简易楼里，没有自来水管。奶奶说：“你就别挑水了，你一走了还不是这样。以后你回来时，记着给我带点好吃的就行了。”十三年里我只有一次是在家过春节的，也没给奶奶带什么好吃的东西。奶奶去世了，家里和队里商量瞒着我，因为我和奶奶的感情很深，怕奶奶的去世会影响我比赛。　　所以，擂台赛的五连胜虽然给我带来了喜悦，但很快郁闷占据了我的心间，其原因主要就是这两件事。　　第一届擂台赛我五连胜后，小林光一也发挥出色，一连赢了我们好几名棋手，一直到我方的主帅聂卫平出场，才三连胜拿下了擂台赛的最后胜利。　　第一届擂台赛中国队胜利了，大家都喜气洋洋，开好了庆功会，就要开始分配奖金了。奖金分配方案是按输棋的队员和教练各一千元，聂卫平三连胜贡献巨大，得奖金九千元，我得五千元。　　我在擂台赛上的胜利给家乡也争了光，因为山西省还从来没有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上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省里特地为我开了庆功会，除了表扬我的拼搏精神外，还宣布奖励我五千元，王森浩省长和张维庆副省长都到会了。张维庆副省长说：“江铸久，你有什么愿望就尽管提。”我说：“我省围棋队的成绩在全国一直不错，但一直是体工队在托管，如有可能，我们应该像其他省市一样建立棋院。”张维庆副省长满口答应。我父亲也很激动，说：“如果建棋院，我就把我们家的三间私房捐献出来。” 　　建棋院的八十万专款很快就批了下来，盖了一栋楼。可是弄到最后，棋院只拥有四、五两层楼，其他的基层都给体工队作了办公室了。　　回到北京，华以刚老师代表队里找我谈话，说：“我们都认为你不能五千块都自己拿了，你这儿得五千，那儿得五千，总共拿了一万，这不比聂卫平还多吗？”我说，我是不应该比聂卫平多，可这是两种奖励加起来的。这样扣掉，我觉得对山西不公平。而且我知道有的队员成绩好时，地方也有奖励，包括钱和房子，为什么到了我的身上就不行了？最后七扣八扣，除掉税，我实际所得是七千多元。没多久，北京市也奖励了聂卫平，队里却没有分任何奖金。我就对华老师说：“你们这样处理，对我和山西都不公平。”总之，在奖金分配方面，我有些不愉快。　　中国队在中日围棋擂台上的胜利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把“抗日英雄”之类很多溢美之词都送给了我们，我们也到处去做爱国主义的报告，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后来想想，至少是我，真不适合做那样的报告，因为我只是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这跟军人站好岗、工人上好班、农民种好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第二届擂台赛我输给了小林觉。　　第三届擂台赛在太原举行，我上场对山城宏，那盘棋一上来就挺苦的，一直到中间，我有一个挺明显的机会，可是我攻击过分，又追着人家打劫，一下子被山城宏抓住，他乘机不断扩展领先局面，最后我输了。　　第四届擂台赛在厦门举行，轮到我上场时，依田纪基已经连赢四盘。那盘棋我下得不好，结果依田又把我给干掉了。　　第五届擂台赛我也参加了，可是还没轮到我上场，钱宇平就赢了武宫正树，就这样我还没上场，擂台赛就结束了。　　现在回想起来，第一届擂台赛我的成绩出乎意料的好，而以后的几届擂台赛我的成绩又出乎意料的糟，但擂台赛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我感谢擂台赛，它使我有机会为我的祖国做了一点事。　　　　　　　　　　　　　　　　　　　　　　　　　　　　　　　　　　初到美国　　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０日，我从北京去了美国。行李很重，装了满满两辆行李车，里面大多是棋盘、棋子和棋书。去美国前，忙乱了一阵。上了天，坐在飞机上，我才有时间静下心来认真地考虑前途，到了美国该怎么办？想来想去，想不出很细的章法，一点方向也没有。１９８６年我出访过美国，但那只是点到为止，对美国没什么具体的印象。想来想去，连会遇到什么具体的困难都想不出，大概也就是英文不行，靠教棋能不能生存之类的。后来干脆就不想了，到了美国再说，只要能吃苦，到哪儿都行。　　因为时差，到了旧金山还是１９９０年的８月２０日。雾中的旧金山看上去朦朦胧胧的，一如我的心情。排队进关的人很多，我扶着两辆行李车，不知该怎么办。周围的人都很忙，看样子不会帮我什么。一急之下，我就找到了中国民航的人，说我是中国运动员，东西太多，又不懂英语，需要帮助。中国民航的先生知道我是围棋队的江铸久后，非常客气，帮助我顺利进关。　　出了关，见到了来接我的北京小伙韩越。车开出机场，天变好了，我心想，旧金山的天真好。住下来以后才知道，旧金山的好天实在不多。到我住的地方，出租车费连小费共花了五十美元，真贵。我当时带去的一共不到四千美元，都是在国内是攒下的。　　我住的房子是车库改建的，半地下，面积和宾馆的标准房差不多。过道暗暗的，越往里走越凉，而外面正是夏天的中午。　　我租的房子水电全包三百九十美元一个月，接下来还有吃饭等日常开销。另外，在国内时我吃住在运动队，不会做菜。临去美国前，我临阵磨刀，跟家人学了几个最简单的菜，比如西红柿炒鸡蛋。有个朋友告诉我，他经常吃方便面，我一听放心了，我喜欢吃面。后来我就经常买一大箱方便面回来，往里打两个鸡蛋就行了。另外，有一些日常用的东西我没从国内带来，比如被褥。跑到商店一看，要五六十美元一条，实在太贵了。正好乃伟的父亲一个月后要来美国出差，我就请他从国内给我带被子来。　　吃住安定下来，生存问题立即摆在面前。我急着跟旧金山的围棋协会联系，看看能不能教棋谋生。然后看收入的多少，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美国围棋协会的组织比较松散，是由一批围棋爱好者组成的。比赛是根据人数的多少租借场地，费用由会员平摊，没什么盈利。不象现在，全美围棋大会组织的比赛已能赢利了。　　旧金山围棋俱乐部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他们的活动场地是个废弃的歌剧院，租金很低。给我发邀请函的是旧金山围棋俱乐部的主席布朗先生，１９８６年访美时我们认识的。他认为请一个职业棋手来教棋，可以增加俱乐部的吸引力。他说，学棋的人每个人每次交十美元，学费都归你。我想想还可以，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吧，以后看着办。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旧金山围棋俱乐部，１９８６年访美的时候曾经去过，但只是看看而已，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我在美国的生活和它密切相关，它是我的饭碗。　　踩着“吱吱”的楼梯，我边走边想，原来美国不全是高楼大厦，也有这么破旧的房子。大厅里有二三十个棋友，他们当中有银行职员、大学教师、律师．．．．我一看，稍微放下了些心，人数不算太少。我留意了一下墙上挂的一块板，上面有一百多个名字，看样子会员不少，这样我就可以多赚些钱。可是他们告诉我，曾经有过这么一百多名会员，平时最多也就三四十个。我的心一下就凉了许多。　　跟棋友下棋不累，讲棋很累，因为我的英文不行。问题是这样的活动是否能经常举行，如果能保证每周一次，那我的收入也不过四百美元，正好抵我的房租。以前也曾经有一些职业棋手来旧金山俱乐部下过指导棋，如坂田荣男、小林千寿等，但他们是不定期的，并不以此谋生。我现在收的指导费，则是延续他们的标准。　　俱乐部的组织形式是这样的，主席下面有个五人管理委员会，其中有个叫马丁．李的成员自称是国民党将军的后代，是从中国台湾去的，说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我对俱乐部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说不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我最担心的是收入，如果每周教一次棋都不能保证，那我的生活真是成问题了。马丁．李帮我联系了伯克利，那里的俱乐部也有兴趣让我去教棋。　　我去了伯克利俱乐部，那儿的棋友人数和旧金山差不多，但里面的一些人让我有些尴尬，因为他们也是旧金山俱乐部的会员。俱乐部不同，但问题是同样的，那就是能不能保证固定教棋，保证有那么多会员。问下来，连每两周一次都不能保证。我当时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自己所处的位置完全倒了个个儿。以前，我从来不需要考虑生计问题，一切都由国家养着。即使是去下指导棋，应接我的都是笑脸和掌声，我想的只是快点下完棋，完成任务。而现在，这些棋友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的上帝，我盼望他们能天天跟我下棋，人数越多越好。　　我第三次去旧金山俱乐部时，一共只有八个人。签到的只有五个，另外三个平时几乎不来，是俱乐部临时拉他们来凑数的。看样子，刚开始很多棋友是来凑个热闹的。这样下去不行，生活要没保障了。不过，我还不是特别着急。因为我知道在洛杉矶，还有很多中国棋友。那里的棋社负责人彼得．张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欢迎，我可以找些人跟你学下棋，每个月一两千美元的收入应该没问题。”另外，我知道在洛杉矶的中国棋手杨以伦靠教棋生活得不错。所以旧金山的状况再怎么样，我还是有后路可走。要知道，美国是饿不死肯做事的人。　　朋友老唐在旧金山机场旁边的一家赌场作副老板，他带我去玩过。赌场很热闹，服务员看上去收入挺高，小费收入也不少，据说没准每月可拿四千美元左右。于是我就动过念头，想暂时去赌场工作。老唐对我说，你就断了这个念头吧，这绝不是个好职业，唯一的好处就是收入高。我当时听了稍微有点不快，心想，我现在缺的就是钱。再说，我觉得让我学坏也不容易。　　同住的朋友詹永仁对我说：“老唐一定有他的切身体会，听他的没错。美国的确有不同的生存之道，但你总得一步步走。第一，语言要过关；第二，要解决你的身份问题。忙，我帮不了你多少，但我可以帮你少走点弯路。”我后来才发现，詹兄的确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指点。　　我当时把带来的美金都放在身边，詹兄让我到银行去开户，说这样做事方便些，而且还有利息。我们一起到马路对面的商店去买东西，我想走没有红绿灯的人行道，觉得这样方便些，而詹兄则一定要走有红绿灯的人行道。詹兄说：“ 你现在没有开车，如果你开车你就会知道，一时发愣会导致踩错油门和刹车，一次错误可以使你丧失生命。你不想走有红绿灯的人行道是你的事，我是一定要走的。在美国，你乱扔垃圾、乱停车可能没人来管你，但他一旦来管你了，那你就犯法了。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些细节，对你的生活有好处。” 刚开始我还不以为然，觉得未免太婆婆妈妈了点。后来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从这些生活细节着手，对适应美国的生活大有益处。　　詹兄告诉我：“洛杉矶棋社类似于台北的棋社，里面卖茶水和小吃，可以打牌和赌棋，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定的人，就有一定的市场。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么四五十个人喜欢这个地方，那棋社就开得起来，房租就交得出来，也请得到老师。而且去那的人，大都是喜欢下下小彩棋，对专业下棋兴趣不大。”詹兄其实是在暗示我，洛杉矶棋社里的人下棋是喜欢的，学棋不是很喜欢的。当时思想简单的我没有真正明白他的意思，我还是带着我的普及围棋的理想和以棋谋生的想法去了洛杉矶。　　老唐和韩越陪我去洛杉矶，詹兄那时正好也在洛杉矶。我当时穿着中国排球队的队服，我自己一点也没意识到什么，反正拿了就穿。事后有人告诉我，一看我的衣服就知道我是刚从中国来的，老土。　　洛杉矶棋社的负责人彼得．张跟我说，杨以伦不在这儿教棋，所以你应该有市场。如果有一个人跟你学棋，那你就有一百多美元的收入，有十个人的话，当然也就有一千多美元的收入。他当场就问周围的人：“如果江铸久来教棋你们愿不愿意学？”没有人说话。他又问：“你们只要出一二百美元，就能请到江铸久这样的高手来教棋，你们还不乐意？” 还是没人说话，我有点尴尬。这是，老唐突然开口了：“铸久，天黑了，我们去吃饭吧。” 　　吃饭时我问老唐，彼得．张的话听上去怪怪的，是什么意思？老唐说：“他的话我不乐意听。他的意思就是，你的面子我给你了，但答应你的事我没法做。他如果有心帮你，应该早就问过人了。你来了才问，说明他根本就没把你的事、你这人放在心上。彼得．张可能只想维持棋社的现状，而不是真正地办一个专业棋社。杨以伦不在这儿教棋，可能就有这个原因。”顿时，我的梦破灭了，理想中的一千美元飞走了。面对眼前的美味佳肴，我没有了胃口。其他人也不是很愉快，大家大老远跑过来，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朋友们帮我分析，如果教真正的老美也许有戏，因为他们是把围棋当作一种学问来学，而不是消遣。因为一些美国棋友认为，围棋能训练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他们还认为，围棋和编电脑程序有点类似，看上去很简单的东西却有无穷的变化。所以他们跟你学，就会一直跟下去。　　老唐还说：“铸久，你注意到没有，前一段时间我经常带你去一些高级餐馆吃饭。”我不好意思地说：“让你破费了。”老唐说：“不是这个意思。餐馆里的那些端盘子的服务员，工资加小费一个月也有三千多美元。”我心里“咯噔” 一下，我教棋眼巴巴地等学生上门，也就一千美元左右的收入，而那些服务员只要服务好，就有那么多的收入。老唐又对我说：“所以，只要你肯放下架子，肯吃苦，你也可以有这样的收入。当务之急，你赶紧学英语。” 　　权衡之下，我决定回旧金山教美国人下棋，那样学生可能会越来越多。而且我比较欣赏美国人的学习态度，他们是把围棋当成一门学问，而不是像某些亚洲人那样，学几招来博彩。　　我知道韩国棋手车敏洙也在洛杉矶教棋。他们告诉我，车敏洙的确也在教棋，而且收费低廉。但他并非以此谋生，他同时还是一个牌手，而且还开了家酒店。我这才知道，原来职业棋手并不只是靠教棋这一门行当来赚钱。　　詹兄和老唐都来自台湾地区，是好朋友。他们的个子都挺高，可是两人站在一起特别逗。因为詹兄胖，肚子很大；老唐则很瘦，很精干，穿上西服看上去像一个律师。他们两人对我的影响很大。　　詹兄留在洛杉矶，我们回到旧金山后，韩越去中国做生意了，老唐继续在他的赌场上班。我在俱乐部教棋，下车轮战，好歹也有一些收入。加上我从国内带去的美元，我算了一下，撑半年应该没问题。　　　　　　　　　　　　　　　　　　　　　　　　　　　　　　　　　　学英语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学习问题，通常的留学，如果语言不行，可以先在大学里的学前班补习一段时间，学费是一学期一千五百至二千美元左右。这样的学费我无法承受。还有一种就是成人语言学校，只要考进去就行，不收学费，自己负担书费。　　去美国前，我的英文程度极差，二十六个字母如果打乱秩序，那我就糊涂了。有一天，我去考成人语言学校。那所学校从最基础的字母开始，按一百、二百．．．．六百分分班。考卷全是选择题，从Ａ、Ｂ、Ｃ中选一正确的答案。我Ａ、Ｂ、Ｃ一个个接着往下蒙，居然给我蒙得差不多，考了五百多的“高分”，理所当然地我被分进了五百分那个班。我一看急了，我哪有五百分那个程度。我赶紧向老师要求，把我分到二百分那个班。老师说不行，只要是你考的，那么考多少分就进多少分的班。我问老师，哪种情况下才可以进我想进的二百分那个班呢？老师回答我，一个月后重考。　　为了能进二百分的班，我又去投考另一所离我的住处较近的学校。考题和上次考的差不多，我尽量不去蒙，先把觉得错的答案挑出来，朝二百分努力。最后考下来也就二百来分，我如愿以偿地分进了二百分那个班。　　语言学校每周有两三次课，我选择的是上午的课。因为即使有学生来跟我下棋，他们多半也是下午或晚上来。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对学习外语不感兴趣，除非特别需要，比如日语，我才会认真去学。我当时还以为下围棋的人根本就用不着英语，所以基本上是不碰它的。现在，不会英语我就没办法生存，必须来真格的了。　　上学了我才知道，我那个二百分的班多是些老头老太。班上有几个越南来的年轻人特别调皮，影响课堂秩序。老师很严肃地说：“你们之所以要上语言学校，是因为你们需要。而到成人语言学校教课的老师都是志愿的，是想来帮助你们，所以我们不拿或者只拿很少的薪水。”以后我才知道，那些老师是没有教师执照的，而在美国，干任何一样职业都要有执照才能上岗。而这些没有教师执照的老师来成人语言学校教课，差不多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了。也正因为老师不是正规的，所以他们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不是很严，学生学习也不够认真。所以如果你想在成人语言学校学好英语，必须自己加倍努力。　　每学期结束，有一次考试，全校一起考，热热闹闹的。如果你考了高分，那你就进那个高分的班，如果你的分数没有进步，那你就继续留在你原来的那个班，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教美国人下棋　　就这样，我上午在学校上课，下午或晚上在旧金山俱乐部下指导棋，有时也去伯克利教棋。这种状态持续了三个月，我发现不行，因为学生越来越少，我的收入不够。于是我就跟旧金山和伯克利的俱乐部提出，能不能换种方式，安排我上课，从围棋的理论、官子、死活这些基础的东西教起，这样也许能吸引学生。　　我的围棋课讲座一期是十节课，一节课一小时十五分。如果所有的课都听要交八十美元，如果挑着听，则每节课要交十美元。最初讲课时，是马丁．李帮我翻译的，他的学费我就不收了。　　我发现美国人一到讨论布局时就热闹了。考虑到他们听课的时间有早有晚，上课一开始我先安排他们做死活题，然后再做布局题，这样晚来的人也能赶上做布局题，然后我给他们讲解发下去的布局题。　　可是那些美国棋友说：“我知道你比我们厉害，你讲的下法可能是最好的，但我认为我的下法也有道理。”我发现美国人学棋和中国人有所不同，他们的逻辑性比较强，你要想让他们接受你的观点，必须告诉他们你的思路，完完全全地说服他们。所以，从第二节课开始，我就让他们自由发言。起先，我还担心会不会冷场，可是他们非常踊跃，争着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水平低的人讲得比水平高的人还要多。他们说了很多，可我大都听不懂，又不好意思什么都叫马丁．李帮我翻译。我就想了个办法，让他们到大棋盘上来摆棋，我只要看看他们摆的子，就能蒙出大概，然后再顺着他们的思路，分析讲解。　　这些美国棋友的基本概念都比较差，知道一些布局和终盘就觉得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了。我这么一说，他们都觉得收获很大，原来还有很多东西他们是不懂的，比如厚的地方不能靠近，薄的地方一定要护住，模样不一定是空，只有自己站稳了才可以攻击别人。这样讲我自己也比较轻松，而且还跟他们学了很多英文。　　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棋友喜欢问你：最好的一步在那儿？也就是能打一百分的那一步在那儿？能打九十分、八十分的那一步在那儿？我只能告诉他们，我认为最好的一步在哪儿。我的理解是，围棋很难这样去分析，除非是大家都公认的形状，特别是布局阶段，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结果。而在死活阶段，则必须知道哪步棋是最好的。　　美国人学棋有个误区，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布局理论，觉得那样能提高很多东西。照我的理解，要想提高水平，就要在死活和官子上下大功夫，而他们最差的也就是在死活上。所以，我就布置了许多死活题让他们做。　　美国人相当自信，自我感觉很好。我问他们谁的棋下得最好，他们都举手。我问他们谁的布局好，他们也都举手。这一点和我们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老师总是要指出学生不足的地方。对美国人就不能这样了，你得以鼓励为主。所以，我改变了以往的说话方式。他布局下一步棋，我就说：“你这一步棋走得不错，可能是你的思考里最好的办法。不过，我还可以告诉你另一种更好的办法，你可以试试看。”这样说，美国人都非常乐意接受。　　做死活题时也是这样，我告诉他们：“你们以前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也很有用，但我现在教你们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完全从实战出发。比如这个死活题，实战时对手不会告诉你答案。”没想到这时一个老美插话：“我会告诉对手答案，只不过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我笑了，接着说：“所以做死活题要跟正式比赛一样来看，不一定谁先谁后。”那个学生又问：“那我的答案就奇怪了，我告诉你是白棋先，还是白棋后？”我回答他：“如果白棋先，很简单就活了，那就证明应该是黑棋先。所以黑棋先，有黑棋先的结果，白棋先，有白棋先的结果。” 　　后来新学生来了，也会问同样的问题。这时老生就告诉他们，黑棋先的结果你要告诉老师，白棋先的结果你也要告诉老师。这几种基本的方法训练下来以后，他们自己也觉得长进不少，尤其是死活题。我说：“死活题十分重要，尤其是业余棋手，不管你布局下得多好，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死活。已经活的地方，为什么要多补一手？下一步正确的棋就可以杀死对手的地方，你不下，人家活了，那你这盘棋就送掉了。” 　　成效大了，有的学生就提出，我们可不可以星期六或星期天也来下棋。我当然乐意，这样又可以增加一份收入。有一个星期天，我正在楼下教棋时，一个中国人推门进来，看了一会然后走了。等我再看到他时，发现他居然在楼上下车轮战。我太惊奇了，我知道这一带好像除了我，还没有其他的职业棋手。等他走了，有人告诉我，那个人叫鲍．胡，来自中国台湾，八段半，非常厉害。他每个月的月头来旧金山教棋，如果学棋的人不到十个，俱乐部会贴他钱。我教棋是按人头收费，没想到他还有补贴。我当然有些不快，可是我那时刚来旧金山三个月，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不便说什么。美国人热情地张罗着我和他进行一场比赛，我说没问题，可是那个鲍．胡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拖着。　　我在伯克利的围棋活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大学下车轮战，一部分是每周三在东湾俱乐部上课。俱乐部的负责人亚瑞女士说，我负责帮你招满十个人，十个以上的我要抽成。　　上课要讲英文，我那时的英文很差，只能连比划带说。比如黑棋ｇｏｏｄ（好），白棋ｎｏ　ｇｏｏｄ（不好），黑棋ｂｉｇ（大），可是小我就不会说了，学生们就在下面说ｓｍａｌｌ（小）。我的很多英文单词就是这样学来的。　　我那时还不会开车，上完课很晚了还要赶公交车回去。车要经过一个贫民区，那里的治安很不好，每次经过我都挺紧张的。　　从１９９１年开始，我意识到在美国教棋如果光靠学生上门或者我去教学生毕竟有限。那时候美国开始有了网络围棋，只要想下棋，我和学生通过电脑和电话线就可以对弈了。但这也有个缺陷，一是我们要事先说好，然后要占着电话线，下盘棋通常要一两个小时，如果棋友是在外地，那电话费也是个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最早的ＩＧＳ开始起来了，做成了电脑围棋软件，让我去下，顺便带带人气。最早开始在ＩＧＳ下棋的只有几十个人，而且软件也不完善，是坐标式的，只是黑白的，只能看出一团麻点，十九路盘就有三百六十一个点，得拿铅笔戳着坐标下，下一盘棋要花很长时间，而且非常费眼睛，让人越下越怨，但是我和很多学生的教学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的。那想到电脑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如今电脑上的棋盘已是非常逼真。　　　　　　　　　　　　　　　　　　　　　　　　　　　　　　　　数学围棋　　我在伯克利教棋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美国学生戴维。有一次他给了我一些跟围棋有关的数学题，有几题我答得挺快的。反过来我又给他出了一些我们在国家队里经常做的题目，比如三个黑子三个白子并在一起，每次只能移动两个子，移动三下，变成了每个子相邻的都是另一种颜色。隔了一周，再上课时，我看见他正在表演十几个子的大移动，把我的题目扩张了。我惊讶地问他，你怎么这么快就弄出来了？戴维说，这不难，我就是研究数学的博士生，我的老师一直在研究跟数学有关的棋和游戏，而且我的老师对一目的官子非常有研究，很想请你去看他上课。　　我当然去了，只见戴维的老师艾勒文．伯林坎在棋盘上把一至二目之间，包括一又四分之一、一又八分之一、一又十六分之一这样的官子题目都做出来了。我跟他下的时候，他就看着棋盘上的坐标，如果左上这个是一又十六分之一，他就要先走一又四分之一，这样下他是不会失误的，而我稍微不注意就是出去一目。而且他叫左上角、右上角，还有一种独特的叫法，他把棋盘似地图坐标般分开，叫做为：北、东北角．．．．听说，他把这些题目拿到日本棋院，很多职业棋手都被他考倒了。　　多年以后，乃伟来到美国，艾勒文教授经常跟我们学棋。他说他有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在数学上特别聪明，她的为人处世跟乃伟一样，不喜欢在人多的地方交往，她跟乃伟见面，肯定很有意思，因为她们都是头脑聪明的人。我告诉他，看见乃伟你也许会失望，因为她一点儿也不聪明。他说，正好我那位朋友除了数学，对其他的也不感兴趣，这样的人才是大天才。　　我和艾勒文教授下棋时，每当下到官子阶段他就特别高兴，他说：“发挥我特长的时候到了。”问题是他的计算是在先告诉他官子的正确次序前提下，如果让他来考虑官子的正确次序，那他会头疼得老是出错。所以每到官子时，他就把整个题目记下来，请他的秘书复印成跟真棋盘一样大下的图案，还用塑料薄膜把它裱起来。他说：“复盘我复不清楚，现在这样每个棋子都和真的一样大，那我就不会把棋子复丢了。”他就是这样研究棋的。后来我们知道，这位教授做过好几届美国数学协会的主席。他告诉我：“我做主席的时候，我就大力推广这些智力游戏。鉴于此，我希望以后在伯克利举办数学年会的时候，你们能来表演，我一定要把你们介绍给那些最优秀的数学家。” 　　果然，在２０００年７月的伯克利数学年会上，艾勒文教授邀请我和乃伟做了数学和围棋结合在一起的表演，这是第三次举办这类活动，只不过这次的规格更高，奖金也更高。这棋有它独特的规则，黑棋贴九目半，旁边放着二十张卡片。二十张卡片是这样的：第一张二十目，第二张十九目半，第三张十九目．．．．你可以选择下棋，你也可以选择拿卡。那盘棋我们下了将近六个小时，数学家们看得津津有味。这位数学家的理论是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围棋，因为很多围棋书都是这样写的：这步大，这步很大，这步非常大。但是“大”的概念不明确，如果能让围棋爱好者明白，这步大是大在三十六目，或者是三十六目到四十目之间．．．．这样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所以，艾勒文教授提出了下数学棋的设想，并主张从数学的角度来推广围棋。艾勒文教授说：“我研究了这么多智力游戏，围棋是最好的一种。” 　　　　　　　　　　　　　　　　　　　　　　　　　　　　　　　工作签证　　到美国已快半年，我的访问学者签证就要到期了，如果想继续拿到签证，留在美国，就要得到俱乐部的支持。　　在这之前，我和詹永仁、韩越准备搬家，我们三人住在一起。我的要求是最好选在我上学、教棋的公交车线路附近。我们从原先住的十一街，搬到了三十三街，还是地下室，但房子大了，连水电带租金是七百多美元，我们三个人平摊。　　一段时间下来，我觉得自己还是能适应美国生活的，所以就考虑长期呆下去。要在美国生活，就要解决身份问题。我来美国买的是来回机票，一年内有效。如果我留在美国，那我的机票就作废了。这时，朋友们帮我出了不少的主意。　　首先，我觉得学生身份不适合我，因为就算是读好了书，接下来还是要考虑工作和身份问题，我跟乃伟就更难团聚了。而拿到工作签证的话，我在美国可以随便进进出出。一般的中国人走的是学生、工作、办绿卡的路，整个过程加起来估计要四五年的时间，太慢了。跟乃伟商量，她也不了解情况，只是想快一点。周围的意见各种各样，我们棋手听意见喜欢听高手的意见，一点就明。所以我决定还是去请教律师。　　我找的都是华人律师，他们都跟我说，你的情况很特殊，但也很有希望，具体到办公室来谈。打电话咨询只要三四分钟，而去办公室面谈就要收费了。收费半个小时算一个时间段，按律师的声望情况收费不等，贵一点的要五十五美元一时段。我那时收入少，舍不得花钱，但这个钱我舍得花。我记得我曾经同一天约了好几个律师，律师的话都差不多，我只能根据我的感觉来判断。但他们都建议我先找一家俱乐部，只有某一家俱乐部答应请我工作，而且能支付足够高的薪水，在办好有关文件后，律师才能接着走下一步。　　我觉得旧金山俱乐部的棋友都很欢迎我，俱乐部雇我工作应该不成问题。问题是我办得有点晚了，但只要能赶在最后一天递给移民局就行了。这样在法律上我没有超期，批不批就是他们的事了。　　果然，旧金山俱乐部也建议我办工作签证，问题是俱乐部没有实力支付我的薪水，尽管他们愿意。这是，我的朋友李欣知道了这件事，他对我说：“既然你决定继续在俱乐部教棋，那么我去跟俱乐部打招呼，你的薪水我来付，就算是我捐给俱乐部的，专款专用。我出一万八千美元捐给俱乐部，从中每个月发给你一千五百美元的薪水。我希望你能好好地在美国发展，推广围棋。你还不还我没关系，这是我支持你的一点心意。”我急了，说： “如果俱乐部不同意我继续教棋，那这个钱不就没了吗？”李欣回答说：“我以老会员的名义，按程序捐钱给俱乐部。我会办好银行和俱乐部方面法律上的手续，直接写明这笔钱是捐给你江铸久的。” 　　李欣来自台湾地区，在台湾时下棋也打桥牌，沈君山是他的老师。来美国后，他在春天电话公司做高级主管。李欣这么一说，俱乐部方面当然很高兴，口头表示同意，因为这样不必动用俱乐部的钱了。这样看来，似乎解决工作签证的事没问题了。　　可是有一天马丁．李对我说，实际上俱乐部的老美并不同意你在这儿教棋，首先他们跟你接触得并不多，另外鲍．胡来俱乐部下多面打的时候，俱乐部都付给他钱，而对待你江铸久，他们就不是这样了。我愣了愣，觉得马丁．李的分析有道理，可是再一想，又糊涂了。因为通过李欣的翻译和我自己的感觉，我以为老美对我还是挺好的。　　在我教棋的伯克利，负责人亚瑞女士听说了这件事后，热请地对我说：“我的俱乐部很乐意支持你，但是你要帮助俱乐部做一些事。”当时我的英文有限，只听懂了“很乐意支持你”这句话。我想了想，既然两个俱乐部的条件都差不多，都愿意帮我出文件，而且看上去亚瑞女士更欢迎我，那就去伯克利吧。亚瑞很快就草拟了文件，让我在上面签字。文件上的英文我很多都看不懂，我们的沟通就靠我有限的一些英文和随身携带的快译通。　　签好了字，我就把文件给李欣看了。李欣很严肃地问我：“ 是你自愿签的吗？你全看懂了吗？”我说：“当然是我自愿签字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文件看上去还不错。”李欣说：“在美国，如果一份文件你没有完全看懂，那千万不要在上面贸然签字。签了字文件就生效了，你就要负法律责任。” 　　李欣指着文件上的一段说：“我不知道亚瑞是怎么跟你解释的。这一段的实际意思是，伯克利俱乐部支持你办工作签证，但是以后不管你在那儿教棋的收入，亚瑞都要抽成。”我一听傻眼了。李欣又说：“这里面有问题，如果亚瑞有心帮你的话，合同不应该这样写，如果她写上在你在伯克利的工作期间抽成，这说明她的贪婪还是有限度的。可现在签的这份合同，却写着以后你在美国所有教棋的收入她都要抽成，这肯定是不对的。” 　　李欣还告诉我：“在美国，看文件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文件中如果有于你不利的条文，你签了字就等于默认。象你今天的这份合同，如果你签了，那么你一生有关教棋的收入她都要抽成，这显然不合理。好在你们扥阿份文件从法律来说，并不是很正式，因为没有律师和证人在场。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找个与文件不相干的人来完全准确地解释给你听，特别是细节，千万要小心。”李欣在关键时刻帮了我，我记住了这个教训。　　当天，李欣就和我一起去见亚瑞。他对亚瑞说：“你知道江铸久的英文并不是很好，他是在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签了字，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这份文件并没有证人签名，不算正式，所以合同要重新起草，而且一定要有证人。铸久肯定会在你们俱乐部教棋的，你这么写，铸久反而不好工作了。你只有给他更多的自由，他才能更好地工作。”亚瑞说：“你是在帮江铸久，那么我同样出于帮江铸久的心情，既然你们觉得这份文件签得草率，那我们就重拟一份。”李欣说：“不如这样吧，这份文件就算了，你们继续做朋友，江铸久再想其他的办法。”在这一点上，李欣把亚瑞给说服了。以后我也经常在亚瑞的俱乐部教棋，对她发展新会员也起了挺大的作用。　　回旧金山的途中，李欣说：“我觉得你和旧金山俱乐部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因为我觉得很多美国人是很欢迎你在俱乐部教棋的，而且因为你在俱乐部，本身就是给旧金山俱乐部增加了名气。我不知道马丁．李是怎么翻译的。”这是我们都不觉得马丁．李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毕竟在我教棋上，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我们回头又去找马丁．李。恰好在这时，旧金山俱乐部正在进行改组，委员们说：“江铸久来俱乐部教棋，对我们的发展有利，那我们不如推举跟江铸久直接联系的马丁．李来做主席。” 因为这个很重要的原因，马丁．李做了俱乐部的主席。马丁．李当即就答应我说：“申办工作签证的相关文件我会很快帮你做的，不要担心。” 　　接着，我们办好了有关的手续，这时离最后的期限还有两个星期。律师告诉我们，最终的文件要俱乐部主席签。我们都觉得没问题，因为俱乐部主席马丁．李已经口头同意了。　　可是眼看还有三天就到移民局的截止日期了，马丁．李那儿还没动静，我急了，赶紧去找他。谁知马丁．李说：“实际上俱乐部的很多人并不同意支持你，他们不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且我本人也不同意。”这下我发懵了，这和我平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和我们前面谈的也不一样。我急了，如果这个星期五我的文件不送到移民局，那我就拿不到签证要变“黑”了，这可是很严重的事，那样我将只好离开美国。　　我又赶紧去找李欣。李欣说：“马丁．李已经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口头表示了同意，现在我们去找委员会里所有的老美来问一问。相信把事情摊到桌面，大家都会支持你的。” 　　老美们的回答是：“立刻开会，因为马丁．李所说的和我们的说法不一样。”这是我们才意识到马丁．李不实在，可能是在骗我们。　　在开会前，马丁．李跟有的委员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同意江铸久的。我已经和中国围棋协会联系了，一位姓杨的先生说，只要你们不接受江铸久，中国围棋协会立刻派两个有职业六段的棋手来俱乐部推广围棋，这些我都有记录。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了江铸久，那我们和中国围棋协会的关系就会弄僵。” 　　开会了，委员们都来了，发起人和一些老会长也来了。没想到会一开始，马丁．李就说，这只是委员们的会，请不相干的人出去。果然，除了委员，其他人都退出了。我感觉挺奇怪的，他们怎么就这么老实？其实这也是美国的一个习惯和规矩。投票结果是，大家乐意让我来教棋。委员们还认为，马丁．李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于是大家不再推举他做主席了。　　听说在会上有委员问马丁．李：“我们以前都盼着有专业棋手来教棋，而且江铸久又是你联系的，现在为什么又不同意了？既然不同意，就要早点跟他说，免得让他措手不及。你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们大家。”马丁．李的解释是，如果我们不同意江铸久的话，中国围棋协会立刻就派两个棋手来俱乐部，否则我们和中国围棋协会的关系就会弄僵。又有人说：“可是江铸久已经在这教棋了，教得挺好，我们为什么要让他回去呢？我们也欢迎中国围棋协会再派两个人来，可这是两回事。再说，中国围棋协会的态度也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什么。” 　　最终我留在了旧金山俱乐部教棋，并顺利拿到了工作签证。在这件事上，李欣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忙前忙后，比他上班还要忙，李欣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工作签证办下来之后，俱乐部为了扩大影响，就想在俱乐部外找一些高水平的棋手来和我下棋。这些人我起码都是让两子，有的让更多，大都是他们输。在南湾教棋的鲍．胡自称有八段半实力，为此俱乐部想搞一次比赛，看看我们谁更厉害。大多数美国人知道我是职业九段，比较厉害，可他们也想看输赢，看看究竟谁更厉害。因此，南湾俱乐部和旧金山俱乐部约定，双方各出二百五十美元作为奖金。这盘棋我让两子，来看棋的人特别多，原因之一就是南湾的美国棋友认为鲍．胡的棋是非常厉害的，他们是来为老师助阵。那场比赛我赢了。我的体会是，在美国除了实力，还要会推销自己，让大家知道你，知道你的实力。我觉得鲍．胡可能是在自我推销方面下了很多力气，以至很多人都认为他很了不起，真的有八段半的实力。　　　　　　　　　　　　　　　　　　　　　　　　　　　　　　　　　　　搬家　　詹永仁、我和韩越共同租了一套地下室的房子，一人一间，因为詹兄经常去洛杉矶，所以我和韩越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韩越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刚到美国什么都不懂，韩越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指点，具体到上厕所，他告诉我一定要在马桶上垫两层纸才能用。我曾经问过韩越，我们两个人就在家里随便吃，一个月大概要用多少钱，韩越说估计是一百五十至两百美元。不知道为什么，生活环境的彻底改变，使得我特别贪吃贪睡，一个月才过了二十天，我们就吃掉了三百美元。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就经常去跑步，让自己的精神好一点，体力充沛一点，顺便也把自己吃下去的那么多东西消耗一些。　　在旧金山，很多人家用不了和用旧的东西就拿出来卖，这就是所谓的车库买卖。我买了张小桌子，有空可以在家里打谱。生活一旦安定下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打打谱，只是打谱时的心情和在国内完全不一样了，从前打谱是有目的的，是为了提高棋艺，因而很投入。而现在，打谱只是一种机械、习惯的动作，没有什么意义，打谱不过是对从前生活的一种回忆罢了。初到美国的那一段时间，有时打着谱我就走神了，思绪飞回到了中国，飞回到了围棋队．．．．我感到自己的棋力在飞快地下降，但又无可奈何。　　詹兄不常回来，韩越回中国做生意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多数时间，这套房子就我一个人住。天冷了，地下室更冷。再说，有时我还在家给个别学生上课，收了人家的钱却让人家呆在地下室里，总觉得过意不去，我决定再次搬家。　　我还是在学校周围找房子，因为与人合住房租便宜，最后我就和一对台湾夫妻和一个北京来的小伙一起租下了一套房子。　　在美国如果你想搬家，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房东。韩越回来得晚了，来不及找房子，眼看还有一天就到期了，我为韩越着急，可是韩越说不怕，我以为他一定有什么好办法。那天晚上，算好房东要来了，韩越拿出枪，慢条斯理地擦了起来。房东没好气地走了进来，看见韩越在擦枪，便很客气地问候了几句，就退出去了。韩越在国内时是在政法系统工作，喜欢枪也会摆弄枪。我对韩越说：“你这不是在威胁人家吗？”韩越说：“在美国，没有通知就去他人的家是不受欢迎的，私闯民宅更是违法的，主人可以开枪，即便你是租房住，但你只要付了房租，你就是房子的主人。所以，你如果在大街上迷了路，也不要轻易去敲门问路，宁可等警察。” 这又让我学到了一个生活经验。　　韩越是个挺有意思的人物，我１９８６年访美时，韩越刚开始留学，我最早是认识韩越的父亲。韩越的爷爷是原山东军阀韩复渠。　　总算不住地下室了，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来我家学棋的学生。有些美国学生在到俱乐部听我上大课之前，先到我这儿来开小灶，肚子饿了就随便弄点吃的。可是同住的其他房客在家的时候，我们这么多人下棋就会影响他们的休息。所以，在新家住了一段时间，我又考虑搬家了。　　小说里的海边小屋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听海涛，看日落，真是妙不可言，所以我决定住在海边。可是真在海边住下了，我就发现不全是美好。不美好的地方是屋内特别潮湿，每隔两三年就要重新粉刷一遍。由此，我又得到了一个生活经验，海边的屋子是好，但不能靠海太近。　　住下来一年多后，住宅周围的治安开始不好了，有时可以听到枪声，我的车也被人撬了。海边再美也不能住了，我再次决定搬家。这以后，我又搬了几次家，搬家在美国是很平常的事。　　　　　　　　　　　　　　　　　　　　　　　　　　　　　　　　　开车　　到美国不久，我就体会到开车的重要性。我晚上要出去教棋，夜间乘公交车总觉得不太安全。公交车经过贫民区，上来几个黑大汉，我总是很紧张，担心发生可怕的事。　　棋友彼得．黄教我开车，他有一辆丰田小型卡车，力量大，还是手排档，这对初学者来说有一定难度。可是彼得．黄说：“你从我这车开始学，以后什么车都能开。” 我很感激他，因为一般人都不愿把自己的车借给人开，尤其是初学者。彼得．黄是个很客气的人，我跟他学开车时，他一般不太说我哪不好，鼓励甚多，再加上我开车时的感觉特别好，很自信，想自己考出驾驶执照应该没问题。我果真很快就通过了笔试，我借了辆车，信心十足地去参加路考了。　　在考场，考官先检查了我的车，如果不安全，他不会坐我的车。朋友告诉我，考试时要给考官留下你很谨慎的印象，所以开车前我一本正经地看看倒后镜、左右镜，发动、倒车的动作都很规范。　　一上路，第一个停车我就没停稳，然后拐弯时也没拐好，我看见考官在本上记着什么，接着在考官的指令下，我做了三个右拐，就又回到了停车场。我知道不妙了，因为朋友告诉我，考试要考很多东西。果然考官对我说，你回去后要好好学习驾驶，这次你有危险动作，争取下次考出驾驶执照。　　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去了旧金山郊区的一个考场，因为我听说市区的考场比较严格。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接下来的事就是买车了。我没有买新车，因为我的钱不多。买二手车的学问可就大了，最后我花了一千四百美元买了一辆旧的马自达。有了车，我就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教棋了。　　旧车总归是旧车，开了一段时间后，毛病陆续出来了。美国人在高中时就专门有修车这门课，所以他们多少都会一些，我对修车一点也不懂，所以那些小毛病都由我的学生解决了。有一次，我的车刚开上高速公路，就趴下不动了，我总不能把我的学生叫到高速公路上帮我修车吧，只好等警察。朋友们说：“像你这种一点也不会修车的人，还是买新车好。”新车当然好，但也有缺点，就是太贵了。我在美国这么些年，一直用的是旧车，不过旧车的等级是越来越高了　　第二辆本田车花了四千美元，开得还比较顺利。可是有一次和朋友们一起去旅行时，“本田”突然也罢工了。当时车正在大山里，我只能不停地念叨：“本田”老了，不能太累，让它休息一会，然后再给它加上机油，也许它很快就会重新工作的。果然“本田”歇了一会，又精神十足地上路了。　　开车我也出过几次车祸，吃了好几次罚单，主要是为了赶时间超速。　　１９９１年初，四川省围棋队到旧金山访问，队里有职业棋手陈安齐，我拉着他下个不停。陈安齐说：“你老跟我下棋有什么用，我也好长时间不下了。”好不容易来了个棋手，我怎么肯放过他。再说，我就要去拉斯维加斯和车敏洙先生下表演赛，这正是一个练兵的好机会。　　接下来，四川省围棋队还要去美国的其他城市，他们就邀请我随他们一起去，顺便帮着开开车，费用他们包了，而且还能跟美国各地的围棋爱好者下棋。这个建议太诱惑人了，那时我才学会开车不久，也不知道开车的利害，就跟着他们走了。一路开车累得要命，好在没出什么事。　　达拉斯的围棋俱乐部是由几个美国人发起组织的，租房子很贵，他们就看上了国际象棋的活动场地，因为国际象棋的活动也不是天天有，平时空着也是空着，就每周跟他们借一两天用，都是下棋的，国际象棋俱乐部就同意了。这下好了，围棋俱乐部不但节省了房租，还吸引了不少国际象棋爱好者。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办法，我就把达拉斯围棋俱乐部的经验介绍给其他的俱乐部。　　陪同四川省围棋队访问美国，使我对美国的围棋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纽约的棋社。　　纽约的棋社每个月都能获得日本棋院十万日元的赞助，这样房租和管理人员的薪水就不用担心了，而日本棋院之所以愿意赞助，是因为老板许诺要把纽约的日本商人都吸引到棋社来。　　纽约的棋社管理服务工作也做得很好，管理人员根据会员的水平，为他们组成搭档，水平低的还有人教，这样就使每一个会员到棋社来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即使多付点钱也愿意。　　　　　　　　　　　　　　　　　　　　　　　　　　　　　　　　全美围棋大会　　对于美国围棋爱好者来说，每年一度的全美围棋大会是他们盼望的日子。全美围棋大会创办于１９８５年，通常都是每年８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活动持续一周。我到美国的第二年，也就是１９９１年也被邀请参加了。那次的规模比以往大，是因为有应昌期围棋基金会的赞助，大会举办了一个业余应氏杯。我在那次大会上见到了中国派去的华以刚、杨晖，还有台湾地区来的应明皓和杨佑家先生。应氏基金会负责在美职业棋手讲棋的费用，而职业棋手相应地必须做一些讲课和下指导棋的工作。这些在美国的职业棋手除了完成大会规定的工作外，还可以自己开课收费，这样也能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这也算是全美围棋大会支持在美职业棋手的一种方式。　　在全美围棋大会上，我还见到了一些早期赴美的中国棋手，如何晓任、金茜倩、杨以伦、黄丽萍。杨以伦在美国的时间比较长，他的学生很多，所以大会期间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许多美国棋手看到我来了也很兴奋，想跟我学棋。　　大会为了吸引更多的业余棋手参加，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除了有正式排名的比赛外，还有双人赛、闪电赛、九路盘、十三路盘、每人连下两步的比赛．．．．反正只要能想得出来，都可以下。有个棋手还发明了四人彩色围棋，他嫌黑白围棋只能两个人下，参与的人太少，而他的彩色围棋可以四个人同时下。每届全美围棋大会，我都看见他在起劲地推广他的彩色围棋，看样子收效不大，因为响应的人很少。晚上还有一个传统节目－－唱歌。他们唱的都是英语名曲，但歌词全部被换成了与围棋有关的内容，什么“铸久喜欢打劫”啦，“乃伟经常追大龙”等等，总之曲调不变但歌词总在翻新，很好玩也很有特色。　　我听说在欧洲的围棋活动上，大家都带着啤酒去，以酒助兴。全美围棋大会没有这种现象，大家都很认真地下棋。下棋的严肃认真，记录的就不那么规矩了，有的用手提电脑，大多数还是用记录纸，可是记录纸简直五花八门，只要你能想得出，能把比赛情况记录下来就行了。有时他们给我看记录，我从小到大不知道看了多少记录，可就是没有看到过他们这种记录，看不懂，没办法只好请他们摆给我看。　　全美围棋大会致力于在美国推广围棋，大会期间要召集各俱乐部负责人开会，商讨如何开展围棋活动，有时也会邀请我去参加。听他们的发言，有时要笑破肚皮。比如有的俱乐部派人把围棋印在衣服背上，然后到大学静坐以吸引学生的注意。一般有五十几家俱乐部参加会议，为了缩短开会时间，只允许每家俱乐部发言一分钟，这样也要一小时。后来干脆缩短为一句话，这样相同意见的就避免发言了，开会时间大大地缩短了。因为我是职业棋手，说话有权威，他们就允许我多说一点。　　发奖大会简直就是一个派对，持续三个小时，当中不停地发奖，不停地吃，非常热闹。有小孩奖、快棋奖、九路盘奖、十三路盘奖、连胜奖、连败奖、对局最多奖．．．．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要你参加比赛，就很容易得奖。　　热闹的全美围棋大会上不但吸引了美国围棋爱好者参加，也吸引了欧洲、日本和韩国的业余棋手自发组团参加。中国都是公派职业棋手，什么时候也能有业余棋手自发组团参加就好了。　　全美围棋大会的赞助商很会动脑子，他们给小孩发的奖品就是代用券，可以到棋具店买棋，棋局店的围棋有黑白两色的，也有红绿、黄绿等，彩色的围棋子是为了吸引小孩的注意力。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围棋子还可以是彩色的，可是美国人就是爱打破陈规，他们认为小孩子喜欢彩色的东西，既然是为了吸引小孩子下棋，为什么不可以把黑白棋子做成彩色的呢？等小孩长大，他们自然会回到正规的路子上来的。　　电脑的介入给古老的围棋注入了活力。在全美围棋大会上，电脑里的黑白子变成了可爱的小动物，黑棋是唐老鸭，白棋是米老鼠，当唐老鸭吃掉米老鼠时像真的一样，米老鼠被唐老鸭五花大帮带走了。规则不变，但棋子拟人化后特别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在全美围棋大会上我还见到了很多老朋友，都是我们在１９８６年访问美国时认识的，相见甚欢。从１９８４年底开始，美国的华人组织就开始邀请中国的职业棋手访美，交流指导。第一次是聂卫平和刘小光。１９８６年轮到我和邵震中，行程一个月，我们访问了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费城，以及哈佛。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下棋，很少讲起，这一方面有语言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围棋了解不多，他们一致认为高手是出在日本。那次访问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美国的围棋爱好者还不是很多，水平也不是很高。１９８６年的美国之行，使我大开眼界，我不仅看到了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下我们中国古老的围棋，自己也对美国有了真切的认识，以前对美国的认识都是从书本上来的，顺便我也玩了个够。　　在１９９１年的全美围棋大会上，老朋友都在，还加入了很多的新棋友，令人振奋。１９９１年全美围棋协会的主席就是当年我和邵震中访美时的陪同，当时他的一只眼睛刚做了手术，像个独行侠。我见到他时指着眼睛不停地比划着，他笑了，还问我：“江，邵为什么不来？”当年邵震中和他下了一盘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认为邵震中是所有和他下过的棋手中最厉害的一个。这是因为日本职业棋手访问美国时，为了不伤美国人的自信心，都手下留情，下得很客气。而我们去美国时，当地的华人告诉我们，和美国人下棋不要客气，你越厉害，越把他杀得惨，他就越佩服你。因为我们的“不客气”，美国人可能对中国围棋有了新的认识，原来中国围棋也那么厉害。因为围棋，我见到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这就使我想起了一句话：围棋在不同的时期都能吸引很多人，而你一旦被围棋吸引，你就会成为终生的围棋爱好者。这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情形大多确实是这样的。　　我在全美围棋大会上给美国人讲棋上课，很忙碌也很快乐。我发现美国人比较喜欢上我的课，他们说：“江铸久的课轻松幽默，也很实在。”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我爱开玩笑，平时在生活中也如此，即使是讲课也喜欢幽默一下。在国内，有的人不习惯或者不喜欢，而美国人就比较习惯也能接受我的性格和上课方式。　　有一次我在上课，一个很熟悉的美国棋手打开了摄像机，我突然大叫一声，然后严肃地说：“我现在讲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围棋技法，是我刚刚研究出来的。现在有人在偷偷录像，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上课不经允许是不可以录像的。”随着我的话，大家的目光一下都盯着那位棋手。那位棋手吓坏了，他说：“我不知道你有这个规定，那我把录像带交给你还不行吗？”后来明白我是在开玩笑，于是大家都笑成了一团。　　　　　　　　　　　　　　　　　　　　　　　　　　　　　　克利夫兰集训　　在全美围棋大会上，我认识了台湾地区来的朱文枢先生，他在克利夫兰开旅馆。他说：“我非常想请像你这样的职业棋手去我那儿下棋，因为我的时间比较多，特别是冬天淡季的时候。” 　　于是到了冬天，我就去朱先生那儿，顺便也去克利夫兰的围棋俱乐部教棋。俱乐部设在咖啡馆里，棋友们边下棋边喝咖啡，很是悠闲。朱先生居然是当地最厉害的业余围棋手，当地的棋友见了他都很客气和尊敬，没有人来招呼我。我打趣道：“朱先生，您在这儿就跟围棋皇帝似的。”朱先生赶紧把我介绍给大家：“大家看，这才是最厉害的棋手。” 　　棋下到一半时，忽然有一个美国青年急急忙忙地走进来，他一边走还一边嚷道：“有没有人懂汉语，快告诉这位中国棋手，我下棋很快，我要跟他下一盘！”因为大家正在兴头上，没有人愿意回答他的话，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下。于是我用英文跟他说：“你不用找懂中文的，你要是想下就和我下吧。”因为他来得晚，跟其他棋友下完棋后，我就直接站在他对面和他下。我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哟，没想到他比我快得多。”大家听了忍俊不禁。此人叫彼得，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叫艾瑞克，艾瑞克后来教会了我滑雪。他们也是后来访问中国时的团员。他们聪明活跃，热情大方，是典型的美国青年。他们都做过电脑工程师，当攒足了一定的钱后，就辞掉工作，或去下棋，或去旅游，总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朱先生对我说：“我有旅馆，这里又有这么多棋友，干脆以后你一来我们就举办个活动，比如夏令营，反正任何季节都可以，一周、三四天，甚至周末都可以。”大家听了都很高兴。　　在朱先生的旅馆举办围棋活动有许多便利，因为他是老板，他以最便宜的价格为大家提供了最好的房间和最良好的服务。第一次集训就来了三十个人，棋友们聚在一起都是为了切磋棋艺，所以我把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充实紧凑，棋友们说活动收获很大，但也累得够呛。活动结束后，棋友们纷纷写文章发表感想，有位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江铸久的围棋集训在智力上的严酷程度，超过在军队里特种兵的训练。每天训练活动都安排得很满很严，我们虽然很高兴，但学得很累。回家之后只想睡觉，不想上班。” 　　朱先生很大方，他说：“明年大家可以带家属和孩子来，尤其欢迎会下棋的孩子来，住宿不要钱，饮食减半。”如此优厚的待遇，大家都不想放弃，果然第二年，很多人就把孩子带来了，有的还是从加拿大来的。棋友们说：“一年里有围棋大会还有集训活动，我们收获很大。” 　　这样的集训活动我们一连搞了五届，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活动也越来越晚上，朱先生的名气也越来越响。在全美围棋大会上，很多棋友都穿着特制的集训汗衫，引人注目，做了一个活广告。后来围棋集训活动的中断主要是因为朱先生的家族改变了经营方向，朱先生卖掉了旅馆，我们再搞集训活动就有很多困难。以后，我只是在旧金山一带搞过几次周末的围棋活动，时间太短，很多外州的人就不太肯飞过来了。很多棋友都很想念在朱先生旅馆办的围棋活动，我们也在寻找新的机会和喜欢下棋的旅馆老板。　　　　　　　　　　　　　　　　　　　　　　　　　　　　　　　　参加应氏杯　　１９８８年，第一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是在北京举行的。当时听说台北的应昌期要举办一个世界性的围棋比赛，日本方面也赶紧筹备富士通杯世界围棋比赛。一年里能有两项世界比赛，对棋手来说可喜可贺，特别是我那段时间正处于上升阶段，很想在世界比赛中打出好成绩。　　秋天，第一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开幕式，棋手们都住进了北京的香格里拉饭店。我是第一次住进那么豪华的饭店，记得一碗面要十八元人民币兑换券，好像那时北京还没有这么贵的面，也可能是我市面见得太少，少见多怪。　　那次有很多厉害的棋手都来参加比赛了，我第一轮抽签抽到的是武宫正树九段。猜先之前，很多人对我说，如果我猜到的话，应该选择白棋，如果武宫正树拿的是白棋，那他就更厉害。据说武宫黑棋的“三连星”还不是最厉害，白棋的“自然流”更厉害，我被他们说得心里没底。结果武宫正树猜中了，他选择了黑棋。那盘棋下到官子阶段好像还是黑棋好一点，而且我也早早地读秒了，就在大官子之前我还顽强了一下，我觉得没有棋了，也就没补，其实是有棋的。可是同样读秒的武宫也没有下出棋来，结果我的局面一下又好了。我赢了武宫后就进入了前八名。　　第二局我对的是林海峰老师，林老师选的是白棋。那盘棋我下了三连星，也是围起了大模样，下到中途的时候我还可以，可是林老师后半盘的收束下得非常好，黑棋就没什么机会了，我输给了林海峰老师。武宫正树来给我们复盘时，我说，我这盘棋要是让武宫先生来下就好得多。武宫先生只是笑了笑，他是当年富士通杯的冠军。　　比赛前，应昌期先生发给每个参赛棋手一个可以折叠的棋桌。开幕式上应先生问：“你们有谁用过我带来的桌子，觉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旁边还可以放茶杯，很方便。”应先生说：“那就好。”我很尊敬应昌期先生，我觉得中国人能举办高规格的世界围棋大赛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应昌期围棋界金会每年都要分别提供价值十万美元的经费和棋具给美国和欧洲的围棋协会，用于推广围棋和应氏计点制规则。　　说到这个应氏计点制，我是这样认为的，世界上各地的围棋规则本来就不统一，应氏规则出来得晚，反对它的声音就能经常听到，有的人就觉得它繁琐。我觉得应氏规则有一点应该肯定，就是它的严谨性，应氏规则是可以靠书面的东西，也就是已经顶出来的规则来判定输赢的。而有些规则，比如日本的规则，发生在吴清源老前辈身上的事是需要委员会来判定的。我觉得从这点看，应氏规则就比它强，不管发生什么问题，照规则就能解决问题，至于繁琐还是不繁琐，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还觉得，应老先生能用自己的金钱来推广围棋是件了不起的事。世界上比应老先生有钱的大有人在，爱好围棋的有钱人也不少，但像应老先生这样不遗余力地推广围棋的有钱人，就他一个。我是非常尊敬应老先生的。我认为，围棋能走向世界，应昌期老先生功不可没。　　在１９８８年的时候，七目半大贴目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从五目半到七目半这是一个很大的跨度。很多人都意识到，五目半拿黑棋胜率比较高。１９９９年我们到韩国下棋，韩国的很多比赛已经改为六目半，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拿黑棋。我想，既然大家都认同六目半拿黑棋胜率还是比较高，那么七目半普遍被大家认同的日子应该不会很远吧。　　另外根据我在美国的教棋经验，用应氏规则数棋教小孩挺管用，就是把棋盘全部填满。当我们用九路盘和十三路盘教小孩的时候，棋局结束时有两种办法判定输赢，一种是数目法，小还不容易弄清楚。如果连子带目，小孩也是要教一阵才能弄清楚。后来我们干脆采用把一方或者两方的子全部填上去，然后数一方究竟有多少子，那小孩很快就能计算出来。　　１９９２年我在美国期间，一件大喜事突然降临，那就是第二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要举行了，比赛名单里有我，因为上一届的前八名就是这一届的种子选手。更高兴的是乃伟也被邀请参赛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但可以参加梦寐以求的职业比赛，而且可以见面了。可是不久，乃伟又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可能我们不能参加应氏杯了，因为应昌期围棋基金会和中国围棋协会在我和乃伟的参赛资格上有分歧，正在谈判。乃伟很是担忧，我可不管那么多，赶紧收集棋书，日夜打谱，想恢复一点感觉。　　为了能有充沛的体力参加比赛，我还每天跑步，边跑边想：“我要在应氏杯上好好下一把，争取打出好成绩。” 这么想着，脚步也轻了，越跑越快。其间不断有各种或好或坏的消息传来，反反复复，我才不想那么多，越想越烦，我只想争取下出好成绩，不能去了就输棋。　　有一天，应氏基金会的沈君山先生抵达旧金山，他说： “现在中国围棋协会反对你参加比赛，我想知道你的意见。” 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唯一的意见就是去下棋，去比赛。不久应明皓先生也到了美国，我们见了面。应明皓先生说： “你准备好了吗？赶紧把签证办出来，我担心的是你最后又去不了。”我让应明皓先生放心，因为签证的事我已经打听好了，没问题。　　应氏杯一拖再拖，终于定下７月在东京举行。我知道因为应昌期先生执意要让我和乃伟参加比赛，这成了中国围棋协会放弃参加比赛的原因之一。我不明白，参加比赛时棋手的权利和义务，为什么要弄得那么僵呢？多年以后，我听到了当事人的说法，郝克强老师在其《中日擂台大幕内外》一书中以“对一件史实的匡正”为题，对这件事作了详细交待。　　１９９２年７月，第二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在日本东京举行，我很想早点去日本，这样可以有一些时间切磋，可是我拿到的是短期签证。但不管怎样，时隔两年，我和乃伟终于见面了。　　应氏杯那盘棋我抽到的是梁宰豪九段。我执黑，在右边的局部作战中，我上来就吃了他一块棋。整个局面我也知道是黑棋好，优势不是一点，而是很多，可我就是把握不住局面。几次打劫转换下来，自己老是往复杂的局面里走，越复杂就越是驾驭不了，结果输了。我很难过，因为我是从第二轮直接进入比赛的，如果赢了又是前八名，可以和乃伟碰上。我原来以为乃伟很难赢下李昌镐，没想到她发挥得很好，难以置信地赢了李昌镐。　　回美国等待签证的那段时间，我打谱的劲头很大，觉得以后自己还是有机会参加职业比赛的。特别是输给了梁宰豪我有些不服气，因为我还是有过优势的。　　　　　　　　　　　　　　　　　　　　　　　　　　　　　美国围棋团访华　　我在美国开展围棋活动时，很多美国棋友经常向我们打听中国的围棋情况，因为他们主要受日本围棋的影响，对中国围棋的情况了解不多。大家想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于是很多人建议，不如组织一个围棋代表团，去中国旅游，到围棋的故乡去看看。我觉得组织围棋团去中国麻烦很多，诸如旅费、签证．．．．所以想法是有的，但总没有付诸行动。乃伟来美国后，我们商量下来，觉得尽管率领美国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有很多困难，但不妨一试，我们应该让美国人了解一下围棋在中国的情况。　　１９９８年初，我们筹备组织了一个十四人的美国业余围棋代表团。临走之前，旧金山华人报纸的记者来采访，这下美国棋友可乐了，说这辈子上报纸的机会不多，没想到这次还没出国，就有记者来采访了，真够风光的。　　代表团的第一站是北京，去拜访中国棋院的时候恰好正在举行名人战的预赛，这可把美国棋友乐坏了。我事先关照他们，在大厅里走动脚步要轻，不要影响棋手的比赛。棋友们很认真地向我打听各种各样的细节，比如怎么样才不影响比赛？有的棋友一上午忙忙碌碌地记录了四盘棋，实在来不及记录就画圈。有的很兴奋地问，能不能跟那些“名人”合影。参加比赛的棋手们看见一下冒出那么多“纯”老外也很惊讶，惊讶这些金发碧眼的人也会下围棋，惊讶他们对一些中国棋手的情况很熟。更然这些美国棋友惊喜的是，当陈祖德老师辅导美国棋手下棋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进行了采访报道。离开中国棋院时，棋友们还沉浸在喜悦之中，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令他们风光无比。棋院还安排了一些喜爱围棋的社会名流和美国棋手下棋，他们兴奋得脸上发光。　　在上海，代表团受到了热情接待，特别是嘉定区的热情和友好，更给美国棋友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对我和乃伟来说，嘉定可以说是我们在中国的有一个家。我们对嘉定和嘉定的周时华先生充满了深深的感激。　　那次活动，使很多美国棋手知道了中国围棋的兴旺和强盛，回美国后，他们津津乐道，纷纷发表对中国围棋的感受。看到这次活动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我们就打算以后每年搞一次，可是１９９９年我们去韩国下棋后，这样的活动不得不遗憾地中断了。但是，以后有机会，我们还是想再开展起来，因为这对扩大中国围棋在美国的影响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全美旅行　　来美国已经有几年了，美国围棋界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我也很想旅行全美。沿途顺便到各俱乐部去下棋交流。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麦克．沙拉文，１９９３年他来旧金山跟我学棋时我跟他说过这件事，当时他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只要跟我说一声，我陪你去。”有一天我跟麦克．沙拉文说：“我最近有点空，怎么样，我们今天就走？”我当时确实有点空，但也不至于马上就走，不过是句玩笑话。那天麦克．沙拉文正在修车，没想到他的车一修好，当天就带着我开始了全美旅行。　　那天开车没多久，天就黑了。麦克．沙拉文说：“车主要由我来开，实在累了你再来开。”第二天早晨四点，麦克．沙拉文吃不消了，就把方向盘交给了我。美国人一般不随便把方向盘交给别人，他说他的车速是八九十迈（英里），让我千万不能超过八十迈。我想既然是赶路，他能开八十迈，我为什么不能开？再说他的车上装有雷达，可以检测到警察的方位。　　凌晨，公路上的车辆很少，开起来特别痛快，我逐渐把车速加到一百一十多迈，要知道一迈等于一点六公里。后来想起来还有些害怕，以那样的车速，碾到一个小石块就可能出事。麦克．沙拉文一觉醒来愤怒了，他说：“你是九段还听不懂我的话吗？”我开玩笑说：“我的理解是不要超过八九十迈，干脆超过一百迈就没关系了。”他气得说不出话，扭过头又睡了。后来我们俩一见面就要说这件事，八九十迈不要过，要过就过一百迈。他跟朋友介绍我时也说，这就是那个一百多迈的人。那次旅行，五夜六天的时间里，我们走了八千多英里，下了四场指导棋。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联系俱乐部下棋。虽然一路开车很累，下棋时有点昏昏沉沉，可是那些棋手到底水平差些，我还是不怎么费力就赢了他们。有一次我们凌晨五点赶到一个俱乐部，还真约了人从五点下到七点。我真佩服美国人的身体，麦克．沙拉文年纪比我大，我好歹也是个工作员，经常锻炼身体，可是麦克．沙拉文一路开车，居然比我还精神。　　在芝加哥我遇到了一个中国棋友，他付给我指导费，但并不跟我下，而是请他的韩国朋友跟我下，他要求我说：“你下得狠一点。”我让那个韩国棋手三个子，两盘他都输了。我不明白，就问那个中国棋友：“你为什么要为韩国人付钱？”他说：“我一直跟韩国人说，中国有的是厉害的棋手，可他就是不相信。今天你为我出了一口气，也为我们中国人长了志气，韩国人不服气也得服。” 　　在芝加哥还见到了原中国棋手黄丽萍，我们聊起了从前在国家队的事，感慨万千，真是世事难料。我们还见到了杨靖，我告诉麦克．沙拉文：“杨靖的水平也很高，少年时我们差不多。”麦克．沙拉文以为我又在开玩笑，就说：“少年时，我跟你的水平也差不多。”麦克．沙拉文当然输给了杨靖，他不解地说：“怎么在美国有那么多高水平的中国棋手？” 　　就这样，一路观光一路下棋，我对美国各地的围棋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顺便也为自己做了个广告，让大家都知道：中国九段棋手江铸久来了。那时，互联网刚刚起步，很多美国棋手认识了我之后，就通过互联网跟我下棋。那次我真是收获很大。　　　　　　　　　　　　　　　　　　　　　　　　　　　　　　　　布朗先生　　我在旧金山俱乐部时，始终支持我的就是俱乐部的主席欧尼斯特．布朗先生，就是他出面邀请我到俱乐部执教的。布朗先生是心理学博士，长期从事失足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围棋爱好者，致力于围棋的普及工作。布朗先生和旧金山市政府的关系很好，像四川围棋代表团访问美国就是他联系和促成的。　　美国旧金山市是中国上海市的姐妹友好城市。１９９８年９月底，旧金山市市长访问上海，我们促成他加上围棋项目。市长先生知道像中国的上海、日本的大阪这样的友好城市的市长都懂围棋，于是他来了个临时抱佛脚，让我和乃伟现教了他一些围棋的基本知识，后来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我们大力向旧金山市政府的官员介绍和推广围棋，引起了媒体注意，扩大了围棋在美国的知名度。同时我们以后再邀请中国国内的同行来美国讲棋时也方便了很多，因为不单单是协会发邀请，有时我们还加上了市长的邀请函。　　长期以来我和布朗先生一起在中小学普及围棋，合作默契。我发现，孩子们都喜欢听布朗先生的课，他风趣幽默，又懂得孩子们的心理。我们还一起成功地举办了世界青少年围棋比赛，中国的周鹤洋和韩国的李世石都参加了这届比赛。　　布朗先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我们相互合作得很愉快。在美国，一般几个人外出吃饭都是ＡＡ制，各付各的。可是我和布朗先生一起吃饭，倒有中国人的作风，谁带钱谁付帐，很随意。那一年，乃伟的父母来美国探亲，就觉得这个美国黑大个很有趣，很好相处，我们吃晚饭时，他经常会很“巧” 地赶来。布朗先生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曾随美国业余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　　　　　　　　　　　　　　　　　　　　　　　　　　　　　　　组织职业比赛　　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应氏基金会开始向美国围棋协会提供赞助，用于推广和举办应氏杯业余比赛，这笔赞助包括经费和器材，金额是十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和美国业余围棋协会（简称“ＡＧＡ”）商量，看能不能职业和业余相互配合，搞一些对大家都有吸引力的活动。如果单是职业围棋协会搞活动可能要花很多钱，因为在美国的职业棋手虽然不多，但却散落在美国各地，若要集中在一起，旅费是个大问题。　　作为一个棋手，我在美国没有薪水可拿，收入基本来源于推广围棋的活动中所收取的指导费。１９９２年以后，我开始在网络上下棋。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最开始是两台电脑对接，最多也只能接几台。因特网普及后，美国出现了ＩＧＳ这样的围棋网站，但完全是黑白的，屏幕也不漂亮，靠坐标来指着下。随着电脑技术的迅猛发展，围棋程序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完善，我网上的学生也多了起来。　　这时候我就想，职业棋手的预选赛也可以在网上进行，这样我们不但可以更多地组织职业比赛，推动美国围棋的发展，而且可以节省很大一笔经费。１９９４年年底，我到纽约和当时美国围棋协会的副主席林振道先生商谈了一番，我们谈除了举办美国职业围棋赛的具体步骤，那就是预赛通过网络进行，决赛放在全美围棋大会上。就这样，在１９９５年举行了第一届北美（因为何晓任来自加拿大）职业围棋大师赛。　　在１９９６年的美国围棋大会上，我们正式成立了美国第一个职业围棋协会，会长是车敏洙先生，主席是一个律师，他也是围棋爱好者。我就干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诸如跑跑腿，跟大家联络之类的事。刚开始我们一共也就是一个人，有车敏洙、我、乃伟、杨以伦、麦克．雷蒙、詹姆斯．科文、詹妮丝．金和一些国内去的棋手等，尽管我们人数很少，整体水平也不是很高，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在美国普及和提高围棋，做一番事业。我们希望能组织一些职业比赛，使美国的围棋活动正规化和职业化。美国业余围棋协会的负责人也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围棋协会。　　当时，大家还豪情万丈地说，如果世界围棋有四强，那我们美国围棋协会也要占有一席之地。中、日、韩围棋强国三足鼎立，我们当然不能跟他们比，但是我们想跟中国台北围棋协会比。虽然台北围棋协会成立的时间比我们长，人数也比我们多，我们还是想跟他们打擂台，一争高下。　　台北围棋协会同意跟我们打擂台，双循环。关于经费，则由台北争取一部分赞助，我们争取一部分赞助。台北方面较顺利地拉到了赞助，相比之下，我们就觉得有难度了。车敏洙先生说：“赞助大家分头去找，实在找不到就由我来出。” 我们还商定，如果我们能赢，那我们只拿从台北赢的那部分，车敏洙先生的赞助就省下不用了，我们输的话，那他就承担一笔钱。最后，这次擂台赛是我们赢了。　　我们和台北的擂台赛是通过因特网进行的，反响很好，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的围棋爱好者，以至于一些远在欧洲的棋手也想参加。北美职业围棋大师赛也一直采用这种形式，比赛的过程可以从网上看到。　　１９９６年，韩国举办了ＬＧ杯世界棋王战，由于我在美国的成绩比较突出，大师赛上一直是我获冠军所以美国职业围棋协会决定派我参加。毕竟好久没有参加世界比赛了，所以心里没有底，只知道要好好下，至于怎么好好下，完全不清楚。　　第一轮我抽到的是柳时薰，布局不一会，我就觉得不顺手，特别没招。中午我饭也吃不下，心情烦闷，索性就躺下休息一下。乃伟帮我敲敲背，敲着敲着我就睡着了。乃伟把我叫醒后，我的心情似乎好些了，心想柳时薰总不至于一点机会也不给我吧，想赢我也没那么容易，我就想跟他耗着，争取把局势维持得长久一些，然后见机行事。　　下午的比赛开始了，我发现自己的思路不那么僵了，于是拼命找自己最好的抵抗办法。再说，我的棋还没有差到一败涂地的地步，对方又急于求成，不但久攻不下，反而中央的潜力被我消掉了。下到官子阶段，我们俩都开始读秒了，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形势还不错，几个大官收下来之后，反而我的优势明显了。最后，我赢了四目半。　　柳时薰在日本成绩不错，拿过头衔，能赢下他我很高兴。虽然可能是他大意了，但毕竟我赢了棋。看样子自己还能下，虽然很长时间没有参加高水平的世界比赛了，我对自己又有了信心。　　第二轮是和陈临新，我们是老朋友了，在国家队的后几年，我们住一屋，他那一半总是整理得井井有条，我这一半就乱七八糟。那盘棋我的运气比较好，在局面混乱的情况下，陈临新下得似乎软了些，被我抓住了机会。赢了陈临新，我就进入了前八名，第三个对手是刘昌赫，１０月在美国下。在进入前八名的棋手中，有五个是韩国人，一个是日本的小林光一，一个是中国的马晓春，还有一个就是代表美国的我。马晓春开玩笑地说，看来这次中、日、美要联合登山了，共同攀登韩国这座高山。　　我找来很多刘昌赫的棋谱研究，抓进时间备战。看着看着，我就想，恐怕主要问题还不在于我看了多少刘昌赫的棋谱，关键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刘昌赫的水平本来就比我高，我和他的那盘棋布局阶段我就不太好，中盘时我还有一点机会，但不是那种一下就能把他击垮的机会，本来还可以慢慢泡，可是有一个地方我处理不当，很快刘昌赫的黑棋就优势明显。　　输给了刘昌赫对自己的震动非常大，我知道自己和水平高的棋手的差距越来越大，再这样下去不行。这时，一个声音在对我说：“江铸久，你要努力啊！”可是另一个声音又在对我说：“江铸久，你真累，在日本下不到职业棋，先下指导棋只会退不会进。到底怎么努力才行呢？” 　　其实在和刘昌赫比赛前，我和乃伟就已决定去美国定居，在那儿一同开创我们的事业：以推广普及围棋为职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正好和刘昌赫的比赛是在美国举行，我们就一举两得，去了美国。　　　　　　　　　　　　　　　　　　　　　　　　　　　　　　　组织职业比赛　　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应氏基金会开始向美国围棋协会提供赞助，用于推广和举办应氏杯业余比赛，这笔赞助包括经费和器材，金额是十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和美国业余围棋协会（简称“ＡＧＡ”）商量，看能不能职业和业余相互配合，搞一些对大家都有吸引力的活动。如果单是职业围棋协会搞活动可能要花很多钱，因为在美国的职业棋手虽然不多，但却散落在美国各地，若要集中在一起，旅费是个大问题。　　作为一个棋手，我在美国没有薪水可拿，收入基本来源于推广围棋的活动中所收取的指导费。１９９２年以后，我开始在网络上下棋。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最开始是两台电脑对接，最多也只能接几台。因特网普及后，美国出现了ＩＧＳ这样的围棋网站，但完全是黑白的，屏幕也不漂亮，靠坐标来指着下。随着电脑技术的迅猛发展，围棋程序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完善，我网上的学生也多了起来。　　这时候我就想，职业棋手的预选赛也可以在网上进行，这样我们不但可以更多地组织职业比赛，推动美国围棋的发展，而且可以节省很大一笔经费。１９９４年年底，我到纽约和当时美国围棋协会的副主席林振道先生商谈了一番，我们谈除了举办美国职业围棋赛的具体步骤，那就是预赛通过网络进行，决赛放在全美围棋大会上。就这样，在１９９５年举行了第一届北美（因为何晓任来自加拿大）职业围棋大师赛。　　在１９９６年的美国围棋大会上，我们正式成立了美国第一个职业围棋协会，会长是车敏洙先生，主席是一个律师，他也是围棋爱好者。我就干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诸如跑跑腿，跟大家联络之类的事。刚开始我们一共也就是一个人，有车敏洙、我、乃伟、杨以伦、麦克．雷蒙、詹姆斯．科文、詹妮丝．金和一些国内去的棋手等，尽管我们人数很少，整体水平也不是很高，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在美国普及和提高围棋，做一番事业。我们希望能组织一些职业比赛，使美国的围棋活动正规化和职业化。美国业余围棋协会的负责人也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围棋协会。　　当时，大家还豪情万丈地说，如果世界围棋有四强，那我们美国围棋协会也要占有一席之地。中、日、韩围棋强国三足鼎立，我们当然不能跟他们比，但是我们想跟中国台北围棋协会比。虽然台北围棋协会成立的时间比我们长，人数也比我们多，我们还是想跟他们打擂台，一争高下。　　台北围棋协会同意跟我们打擂台，双循环。关于经费，则由台北争取一部分赞助，我们争取一部分赞助。台北方面较顺利地拉到了赞助，相比之下，我们就觉得有难度了。车敏洙先生说：“赞助大家分头去找，实在找不到就由我来出。” 我们还商定，如果我们能赢，那我们只拿从台北赢的那部分，车敏洙先生的赞助就省下不用了，我们输的话，那他就承担一笔钱。最后，这次擂台赛是我们赢了。　　我们和台北的擂台赛是通过因特网进行的，反响很好，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的围棋爱好者，以至于一些远在欧洲的棋手也想参加。北美职业围棋大师赛也一直采用这种形式，比赛的过程可以从网上看到。　　１９９６年，韩国举办了ＬＧ杯世界棋王战，由于我在美国的成绩比较突出，大师赛上一直是我获冠军所以美国职业围棋协会决定派我参加。毕竟好久没有参加世界比赛了，所以心里没有底，只知道要好好下，至于怎么好好下，完全不清楚。　　第一轮我抽到的是柳时薰，布局不一会，我就觉得不顺手，特别没招。中午我饭也吃不下，心情烦闷，索性就躺下休息一下。乃伟帮我敲敲背，敲着敲着我就睡着了。乃伟把我叫醒后，我的心情似乎好些了，心想柳时薰总不至于一点机会也不给我吧，想赢我也没那么容易，我就想跟他耗着，争取把局势维持得长久一些，然后见机行事。　　下午的比赛开始了，我发现自己的思路不那么僵了，于是拼命找自己最好的抵抗办法。再说，我的棋还没有差到一败涂地的地步，对方又急于求成，不但久攻不下，反而中央的潜力被我消掉了。下到官子阶段，我们俩都开始读秒了，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形势还不错，几个大官收下来之后，反而我的优势明显了。最后，我赢了四目半。　　柳时薰在日本成绩不错，拿过头衔，能赢下他我很高兴。虽然可能是他大意了，但毕竟我赢了棋。看样子自己还能下，虽然很长时间没有参加高水平的世界比赛了，我对自己又有了信心。　　第二轮是和陈临新，我们是老朋友了，在国家队的后几年，我们住一屋，他那一半总是整理得井井有条，我这一半就乱七八糟。那盘棋我的运气比较好，在局面混乱的情况下，陈临新下得似乎软了些，被我抓住了机会。赢了陈临新，我就进入了前八名，第三个对手是刘昌赫，１０月在美国下。在进入前八名的棋手中，有五个是韩国人，一个是日本的小林光一，一个是中国的马晓春，还有一个就是代表美国的我。马晓春开玩笑地说，看来这次中、日、美要联合登山了，共同攀登韩国这座高山。　　我找来很多刘昌赫的棋谱研究，抓进时间备战。看着看着，我就想，恐怕主要问题还不在于我看了多少刘昌赫的棋谱，关键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刘昌赫的水平本来就比我高，我和他的那盘棋布局阶段我就不太好，中盘时我还有一点机会，但不是那种一下就能把他击垮的机会，本来还可以慢慢泡，可是有一个地方我处理不当，很快刘昌赫的黑棋就优势明显。　　输给了刘昌赫对自己的震动非常大，我知道自己和水平高的棋手的差距越来越大，再这样下去不行。这时，一个声音在对我说：“江铸久，你要努力啊！”可是另一个声音又在对我说：“江铸久，你真累，在日本下不到职业棋，先下指导棋只会退不会进。到底怎么努力才行呢？” 　　其实在和刘昌赫比赛前，我和乃伟就已决定去美国定居，在那儿一同开创我们的事业：以推广普及围棋为职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正好和刘昌赫的比赛是在美国举行，我们就一举两得，去了美国。　　　　　　　　　　　　　　　　　　　　　　　　　　　　　　　　　　全美旅行　　来美国已经有几年了，美国围棋界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我也很想旅行全美。沿途顺便到各俱乐部去下棋交流。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麦克．沙拉文，１９９３年他来旧金山跟我学棋时我跟他说过这件事，当时他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只要跟我说一声，我陪你去。”有一天我跟麦克．沙拉文说：“我最近有点空，怎么样，我们今天就走？”我当时确实有点空，但也不至于马上就走，不过是句玩笑话。那天麦克．沙拉文正在修车，没想到他的车一修好，当天就带着我开始了全美旅行。　　那天开车没多久，天就黑了。麦克．沙拉文说：“车主要由我来开，实在累了你再来开。”第二天早晨四点，麦克．沙拉文吃不消了，就把方向盘交给了我。美国人一般不随便把方向盘交给别人，他说他的车速是八九十迈（英里），让我千万不能超过八十迈。我想既然是赶路，他能开八十迈，我为什么不能开？再说他的车上装有雷达，可以检测到警察的方位。　　凌晨，公路上的车辆很少，开起来特别痛快，我逐渐把车速加到一百一十多迈，要知道一迈等于一点六公里。后来想起来还有些害怕，以那样的车速，碾到一个小石块就可能出事。麦克．沙拉文一觉醒来愤怒了，他说：“你是九段还听不懂我的话吗？”我开玩笑说：“我的理解是不要超过八九十迈，干脆超过一百迈就没关系了。”他气得说不出话，扭过头又睡了。后来我们俩一见面就要说这件事，八九十迈不要过，要过就过一百迈。他跟朋友介绍我时也说，这就是那个一百多迈的人。那次旅行，五夜六天的时间里，我们走了八千多英里，下了四场指导棋。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联系俱乐部下棋。虽然一路开车很累，下棋时有点昏昏沉沉，可是那些棋手到底水平差些，我还是不怎么费力就赢了他们。有一次我们凌晨五点赶到一个俱乐部，还真约了人从五点下到七点。我真佩服美国人的身体，麦克．沙拉文年纪比我大，我好歹也是个工作员，经常锻炼身体，可是麦克．沙拉文一路开车，居然比我还精神。　　在芝加哥我遇到了一个中国棋友，他付给我指导费，但并不跟我下，而是请他的韩国朋友跟我下，他要求我说：“你下得狠一点。”我让那个韩国棋手三个子，两盘他都输了。我不明白，就问那个中国棋友：“你为什么要为韩国人付钱？”他说：“我一直跟韩国人说，中国有的是厉害的棋手，可他就是不相信。今天你为我出了一口气，也为我们中国人长了志气，韩国人不服气也得服。” 　　在芝加哥还见到了原中国棋手黄丽萍，我们聊起了从前在国家队的事，感慨万千，真是世事难料。我们还见到了杨靖，我告诉麦克．沙拉文：“杨靖的水平也很高，少年时我们差不多。”麦克．沙拉文以为我又在开玩笑，就说：“少年时，我跟你的水平也差不多。”麦克．沙拉文当然输给了杨靖，他不解地说：“怎么在美国有那么多高水平的中国棋手？” 　　就这样，一路观光一路下棋，我对美国各地的围棋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顺便也为自己做了个广告，让大家都知道：中国九段棋手江铸久来了。那时，互联网刚刚起步，很多美国棋手认识了我之后，就通过互联网跟我下棋。那次我真是收获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