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隐记 唐寅 君子之处世，不显则隐，隐显则异，而其存心济物，则未有不同。苟无济物之心，而泛然杂处于隐显之间，其不足为世之轻重也必然矣。君子处世而不足为世人轻重是与草木等耳。草木有可以济物者，处忧见重，称为君子，而无济物之心，则又草木之不若也。为君子者，何忍自处于不若草木之地哉？吾与此，重为君子之羞。草木与人，相去万万，而又不若之，则虽显者亦不足贵，况隐于山林邱壑之中耶？吾友朱君大泾，世精疡医，存心济物，而自号曰菊隐。菊之为物，草木中之最微者，隐又君子，没世无称之名。朱君，君子也，存心济物，其功甚大，其名甚著，固非所谓泛然杂处于隐显之中者，而乃以草木之微，与君子没世无称之名以自名，其心何耶？盖菊乃寿人之草，南阳甘谷之事验之矣，其生必于荒岭郊野之中，唯隐者得与之近，显贵者或时月一见之而已矣。而医亦寿人之道，必资草木以行其术，然非高蹈之士，不能精而明之也。是朱君以菊而隐者，若称曰：“吾因菊而显”。又曰：“吾足以显夫菊，适以菊之累，又何隐显之可较？”云。余又窃自谓曰：“朱君于余，友也。君隐于菊，而余也隐于酒。对菊令酒，世必有知陶渊明、刘伯伦者矣。”因绘为图，而并记之。 北望笔记：隐显，如从济物角度出发，本没什么分别。唐才子隐而嗜酒，朱君以菊而隐，并皆自得其乐，其实陶公诗意乃千万性情中人所向，只是看得破，忍不过罢了。又有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之说，自有其道理。 其实历代文人以隐入显的并不少见，有主动，有被动，愿者上钩的故事从来都没有断过，比较极端的是反穿羊皮袄在富春江上钓鱼的严子陵，唐司马承祯说的更是直接—“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见《旧唐书.隐逸传》）。为扶大厦之将倾也好，兼济天下也好，求功名也罢，所谓才子往往并不甘于寂寞，柳永“封旨填词”只是出于无奈，只是这一套今天已经不大流行罢了。然一旦入得名利场，又怎能只是“济物”？不但常常事与愿违，连人都做得蛮委屈，苏轼还不错，文章为官都有样子，但也落个“一肚子不合时宜”。到了明清，更加令人失望的大背景才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幡然醒悟，开始寻找来自生活的真正乐趣，宁为狂狷，不为乡愿，他们终于不以仕途经济为人生第一要鹄。袁枚写菜谱，李渔著人生行乐之法，看花听鸟、宴饮雅集很有些小资情调，八股文章风行之时，反倒是七情解放之日。李贽的“童心说”说出了真话：......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没于假人而不见于后世者，又其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主张性灵的这些人可以说另辟奚径，从道德文章中摆脱出来，抒发自然，求其本心。到了现代，还有林语堂、钱钟书、丰子恺等承其衣钵。我不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好，象余杰那样年轻、锐气的人却非要四处出击，剥人家钱穆的皮，逼余秋雨忏悔，嘲笑崔之元胖却要谈公平，才真正是浪费了才气，忝为学术中人的我也有机会笑话一下原本欣慕的一匹黑马，我到希望看到他的小说。 最近看三国，觉得有些意思，那个时代虽生灵涂炭，却是枭雄和才子辈出的好年月，合纵连横之精彩堪与战国比美。总体的感觉是：论结局才子不如伪君子，伪君子不如真小人（才子如孔融、弭衡、杨修，伪君子如刘备，真小人如曹操）。本来中国历史上乱世涌现出来的皇帝不是流氓就是无赖，诸葛亮纵有通世之才，不过做一个狗头军师，反倒成了一个好榜样。想起“大话西游”里晶晶姑娘对至尊宝改变形象的评价：“你不想做山贼想做状元啊？奉劝你不要放弃强盗这个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菊斋这里来得很早，感觉山好水好人更好（党的政策好？），仓仓皇皇看过或者顺便拿些文章就走，以充点一下自己不太体面的网站之门面，从来不敢在这里随便披风抹月，对于文学我本是个门外汉，只是偶然的机会去了一个叫秋雁南回的网站，才触发了一些知觉，我主要的视野在学术（经济学），套用李敖的话：别人是从文学谈到学术，我是从学术谈到文学（李敖在电视上做节目时说：里根是先做演员再做总统，我要先当总统再做演员）。学术是科学，文学是艺术，中国人的诗书画文又是相通的，艺术的东西发自自然，只要美就好，没有指导行为的使命，也用不着用实践去点破，抒发自我就是抒发人生，这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