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春天，《情人》的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去世。她生前的好友，另一位法国女作家米歇尔.芒索，为她书写了一部回忆录。书中，追述了杜拉斯的生活点滴，和她们四十年来的交往情景。这对朋友的关系很戏剧化：从互不相识，到亲密无间，因小事反目，冷战十余年，和好，然后就是死别。 回忆录写出了杜拉斯的才华横溢，也写出她在生活中敏感脆弱，有时可气可笑，有时又极其可爱的矛盾个性，再现了一位亲切家常的杜拉斯。从那些饱含深情的语句中，可以看出作者对逝去女友的深切友谊，与相知之情。而对于杜拉斯，这位爱情就是生命，写作高于一切的女人，友谊，在生活中，又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对这点我很感兴趣。女人间的友谊，常给我以温暖的感觉。女人的辞典中，这个词并不占据显要位置。男人们高兴起来，不论高官巨贾，或是市井混混、楞头青初中生，总免不了要拍胸抚肩义气深重一回。女人的友谊，没那么庄严，它甚至很琐碎、孩子气，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意味着，它有其独特的真实与不可操作性。 五六十年代的法国，女性知识份子在社会舞台上处于活跃状态。她们积极加入政治、文化、经济各个领域，为自己取得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独立。英国女作家伍尔芙感叹的“自己的房子”，对法国的女知识份子们来说，已成为现实。 米歇尔与杜拉斯相识于巴黎常见的文化界集会中，当时她们都年轻，野心勃勃，同属于左派阵营。思想上的接近，事务交往的逐渐增多，她们互相吸引，成了朋友。不久，由杜拉斯建议，她们在古蒂埃尔大街，买了相邻的房子。陆续搬去的还有她们共同的几位友人。 朋友们的评价中，杜拉斯是位专横的女人，自己热爱的东西，会不由分说地向朋友推荐，无论是政治理论，还是一个她认为适合居住的地区，或者某道菜。她的才华，敏锐的思想，使她的专横，具有不可思议的说服力。 在写作与形而上的哲思领域，杜拉斯是老大姐，思想的火花无时无刻不在喷吐，她擅长直觉地捕捉生活的本质， 用精确的语言表述，最后应用到写作中去。跟杜拉斯在一起，要么，被她层出不穷的精妙想法淹没，要么只能闭嘴走开。无疑，杜拉斯是更出色的。米歇尔心悦诚服地接受她的影响。 生活中恰恰相反，杜拉斯有着孩童式的天真任性。写作的压力，童年的记忆，使她精神处于经常性紧张中，企图以酒精缓解，反而堕入酗酒的恶性循环。她脆弱，渴求爱，需要人们的认同，她甚至为自己的矮个子羞涩不安。 当她穿着皱巴巴的衣服，拎着大纸袋，象迷路的孩子般，在巴黎大街上绝望地蹒跚；当她醉酒后紧紧抱住米歇尔：“成为朋友不是挺好吗？嗯，因为，可以这样说，我们是朋友。”；当她因酗酒引发重病，被各种恐怖的幻觉折磨，这些时候，倒过来，米歇尔成为大姐姐，杜拉斯，则变成寄宿学校里等待大人接回家的小女生。 她们之间，曾经有过十几年的疏远。起因是米歇尔在一本书中说出了杜拉斯的年龄，被对方认为有失慎重。事实上，她们彼此心知肚明，这是个借口。她们走得太近了，杜拉斯感到害怕，为了写作，她需要遮挡心灵中一些特殊的隐秘角落。而米歇尔，要从杜拉斯的影响中，展开双翼，进入她的天空。 她们都知道，友情没有断裂，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杜拉斯仍然把自己写的书，和她认为朋友可能感兴趣的书籍寄给米歇尔。米歇尔则通过朋友、媒体关注着一切有关杜拉斯的消息，为老友日益变差的健康担心。当杜拉斯的作品、为人受到攻击，她第一个站出来辩护。她们互不说话，杜拉斯晚年的情人：扬，充当了她们之间的传声筒。微妙的带有喜剧色彩的关系持续到一九八九年，杜拉斯主动打来电话，冰解冻了。七年后，杜拉斯最后一次参加米歇尔的生日聚会，于一星期后去世。 旁观这对女友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可以看到一种女人特有的，柔韧温暖的友谊：一个人对于自己杰出朋友的由衷欣赏，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间的默契，出自理性的赞同，也源于情感的共鸣。她们一起面对世界，在各自的战争中，守望相助。她们的灵魂追求独立，却又保持相通。 能够拥有这样的友谊，是女人的幸运。它只属于心灵成熟而敏感的女人。青涩的小女生，放弃理想的怯懦女子，不得参与其中。也很难从男人那里得到。杜拉斯说：“应该多多去爱男人，多多益善。对于他们，要为爱而爱，舍此没有其它可能。人们实在是无法容忍他们的。”不是贬低男人，实情如此，在爱之外，男女间的沟通，可能还有几个世纪的路要走。 世间寻常女子，纵不能优秀如杜拉斯和她的女友，在成长为女人后的漫长生命中，有位忠实的闺中女友，知晓你未曾实现的梦想，懂得你身为女人，生活中必然遭遇的恐慌和挫折，既愿意含笑包容你洋洋得意的吹嘘，亦能默默倾听你在某个绝望黑夜的哭泣…..仍然是，很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