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川端康成的秀哉 |  |
---胡廷楣----
日本二十一世本因坊名人秀哉﹐在他 64 歲那年﹐要以一局棋來告退棋界﹐一位年輕棋手的代表被推上了舞台﹐這就是木谷實七段。這一局棋下得十分激烈﹐雙方限時四十小時﹐期間﹐由於秀哉名人的健康狀況﹐棋局中斷了三個月。實際上﹐這一局棋從1938年六月 26 日一直下到十二月 4 日。
幾乎在所有的日本棋譜中﹐都要將這一局棋收入。這一盤棋的意義重大﹐已故著名的圍棋評論家趙之雲和他的夫人許宛雲所編著的《圍棋名局賞析辭典》中﹐將這一盤棋﹐放在日本卷（上）的最後一篇﹐這就是說﹐這一盤棋是日本圍棋的一個時代的終結。而本因坊秀哉﹐就是日本傳統圍棋的最後一位棋手﹐他是日本圍棋的最後一位終身制的本因坊和名人。在他之後﹐所有的頭銜都不再是固定﹐要由棋手逐年去斗取了。
川端康成這樣寫秀哉名人在這一盤棋中的處境﹕
「從各種意義來說﹐秀哉名人好像站在新舊時代轉折點上的人。他既要受到舊時代的對名人的精神上的尊崇﹐也要得到新時代給予名人的物質上的功利﹐於是膜拜偶像的心理同破壞偶像的心理交織在一起。在這樣的日子裡﹐名人出於對舊式偶像的懷念﹐下了這最後一盤棋。」
秀哉名人在這一局棋之後一年多就去世了。川端康成在小說中反復這樣寫到﹕“正如秀哉名人的棋藝以這盤告別棋而告終一樣﹐他的生命也宣告結束了。”說不定是這一盤棋奪去了名人的性命呢。下完這盤棋﹐名人再也恢復不了健康了﹐一年後就離開了人世。
川端康成是這一盤棋的見證人﹐他受報紙所托﹐以一位名作家﹐成了這一盤棋的觀戰記者。在這一對局進行中的時候﹐川端康成已經在報紙上對這一局棋作了幾十次的觀戰報導。
《名人》這一部小說﹐是在棋賽結束後十三年﹐也就是1951年開始寫的﹐直到1954年才寫完。在小說中﹐本因坊秀哉仍用原名﹐木谷實成為“大竹七段”﹐而作家本人則用“浦上”這一稱呼。這一種寫法﹐在中國當代﹐被看作是“紀實小說”﹐是事實的再現。
川端為什麼要寫這樣一篇小說呢﹖他是在重複他的觀戰記嗎﹖
不會的。川端康成是一位十分有性格的作家。他的每一篇作品中﹐總是有著“屬於川端”的那種美。這一點﹐在文學上有很深功底的棋手吳清源就有深刻的印象。吳氏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
川端康成對“美”有很深的研究﹐是位有細緻觀察力的天才作家。因他作文章反復推敲﹑追求盡善盡美﹐如同製作藝術品一樣﹐所以經常延誤交稿期。戰後﹐為了寫《吳清源棋談》﹐他投宿于仙石原的表石閣﹐用了三天時間到我那裡採訪。記得出版社的編輯因與川端的稿約到期﹐為了使延誤的稿子儘快到手﹐不得不派人一直尾隨于他的身後。
川端的小說﹐是不強調小說曲折的情節的。他的風格﹐是像流水一樣﹐一路潺潺流去﹐透露著日本文學特有的美。他的美﹐不是那種濃郁得令人透不過氣來的強烈的衝擊式的美。而是有著東方的含蓄﹑深沉﹑淡雅的那種美。這種美﹐只在於細細的欣賞和品味。就像一枝菊花﹐散出的香氣是淡淡的幽長的。在《名人》中﹐要欣賞這樣的美﹐是要在全篇之中﹐一點一點從每一個細節之中去感受的。
《名人》所寫的是本因坊秀哉的最後一戰。這一戰﹐將終結一個人的圍棋生命﹐也將終結一箇舊的圍棋時代。這就會使這個主人翁﹐有“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悲壯﹐也會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涼。但是﹐這樣的沙場式的戰士豪情﹐川端是寄託在一個身材短小貌不驚人的老人身上的。川端在小說中表白﹐他在棋戰時﹐與其說是在觀棋﹐不如說是在觀察下棋的人。
他眼中的秀哉﹐是這樣一個人﹕
名人絕不是美男子﹐也不是富貴像。可以說是一副粗野的窮相。不論取其哪個部份﹐五官都不美。比如說耳朵吧﹐耳垂像壓壞了似的。嘴大眼細。然而由於長年累月經受棋藝的磨練﹐他面嚮棋盤時的形像顯得高大而穩重﹐仿彿在遺容照片上也蕩漾著靈魂的氣息。他像是酣睡﹐合上眼瞼露出一條細縫﹐蘊含著深沉的哀愁。
川端的美學觀點是特別的﹐他說﹐美只存在“少女﹑孩子和瀕于死亡邊緣的男人”。川端康成在老年的時候曾寫過一篇散文﹐標題是《不死》。在這一篇被評論界看作是川端的晚年的代表作的散文中﹐川端寫了兩個人物﹐一個是在年輕的時候揀高爾夫球的男人﹐一個深愛著他的姑娘。這兩個人沒有結成良緣﹐姑娘殉情死了。在男人老年的時候﹐姑娘還是那麼年輕﹐飄然而至﹐重新開始了他們的生活﹐他們一同離開了世界﹐也一同地“不死”了。這裡﹐是可以看到川端康成的美學傾向的。
川端康成將本因坊秀哉當作他的作品的主角﹐是一種沿著他的美學觀念的必然。有一種說法﹐真正的美﹐總是在悲劇之中顯現出來的。最美的常常不是太圓滿和太完整的故事﹐不是太強大而有力量的人物。美是一種感情﹐是一種在流動中的情緒。瀰漫在這篇小說中的﹐就是濃濃的悲情。名人的逝去﹐是人格美﹐同時也是圍棋的美的再生。
一位老人﹐一位在人生的波濤中一點點失去了生活中由於年齡而擁有的一切美好的老人﹐面臨最後的一盤棋﹐這一盤棋﹐將會把他生命中的最後的光點奪走﹐這也就今將他的生命之火最後扑滅。他是在作最後的抗爭。這是川端在這篇小說中美的出發點。這樣的美﹐不會非常的光鮮﹐卻是能夠浸入肌骨的。
這樣﹐川端會將作家的理想和作家的理解移到了作品中的人物的身上。賽場成了舞台﹐在這裡下棋的人﹐是作家心目中的形像﹐這裡﹐有很豐富的想象和很強烈的情感在內。
這就成了一篇小說﹐這是和十多年的觀戰記不同的。真實的記錄和以真實的故事為素材的藝術品是不同的。正像浸透了水的手帕和浸透了淚的手帕是不同的一樣。
川端筆下的秀哉﹐是一位真正的大師。他寫﹐只要名人在棋盤前坐下﹐就會生出一股習習和風﹐使週圍變得清爽暢快。名人是在病中接受挑戰的。名人強忍著病痛在棋盤上下棋﹐而且﹐還要忍受對手利用新規則的種種便利。在這時候﹐名人的心情是矛盾的。但是﹐要在棋盤上留下美的棋譜的想法﹐一直支配著他去下完這一盤棋。他下棋的態度十分嚴謹和鄭重﹐圍棋中有他的一生追求的理想。他要將“常勝名人”這一稱呼﹐留在最後的一局棋上。在長期的比賽中﹐名人一直在病中﹐但是﹐他不放棄比賽﹐他說﹕“只要還在下這盤棋﹐我的病就不會好轉。我常常突然這麼想﹐把這盤棋全扔在這兒﹐我就舒服啦。然而﹐我不能作出這種對藝術不忠的事情來。”名人在比賽中一度臉部開始浮腫﹐這是心臟病的徵兆﹐在堅持了一段之後﹐名人進了醫院。名人在久病之後重返賽場時﹐特地把白髮染黑。而在棋局幾乎無救時﹐他又去理了一個近乎光頭的平頂頭。
在小說中﹐名人一直在他的對手大竹的糾纏中。大竹在比賽中﹐每下一步﹐都要長考﹐有時一步棋要思考三個多小時﹐作為病人的名人在對局中是缺乏耐心的。大竹在比賽中不斷地上廁所﹐干擾了名人的思考。大竹無視名人的權威﹐而在規則問題上有近乎固執的要求。名人對大竹是寬和的﹐是忍讓的。儘管這一位棋手﹐是將他最後的理想奪走的人。名人堅持了傳統的圍棋的精神﹐要高舉一面很難再高舉的旗幟。
名人最後一次的搏擊是下出了他的敗著。在他看到大竹 121 手以一手類似打劫的一著來作為封手時﹐他被激怒了。他感到了圍棋藝術被破壞了﹐圍棋風雅傳統被破壞了。名人後來說﹐這手棋﹐就像“在難得的圖畫上涂了黑墨一樣”。名人在棋盤面前雖然沒有流露出來﹐但心中卻是憤怒和沮喪的。在“忍無可忍﹐暴躁起來”下的 130 手﹐是名人的敗著。這一局棋就狂瀾既倒﹐無法挽回了。
名人敗了﹐川端描寫了他失敗後的感傷和孤獨。在這些篇章中﹐名人是在一種低徊的調子之中活動﹐帶著深深的哀傷。
很難想象﹐在這樣的低沉的描寫中﹐川端康成能將一種特有的美注入到了一個形體瘦弱而在藝術上丰滿的形象之中。他的心靈﹐他的情操﹐他的精神﹐都在節節的失敗和步步走向死亡之中一點點地昇華。
這一部小說﹐出色地完成了對人物的刻畫﹐成為了藝術的精品。
川端的同情﹐是在秀哉的一方。他在刻畫人物中﹐也在刻畫自己的追求和自己對生活的態度。我們是可以從名人的身上﹐看到川端對待藝術的態度的。川端對於圍棋的一片摯愛﹐也通過秀哉這個人物﹐表現出來了。
川端康成將秀哉寫成了一個圍棋傳統精神的最後的衛士﹐是在世風日下的圍棋界捍衛正統的一面旗幟。名人秀哉是在唱著一首舊時代的輓歌﹐他在送別一個時代﹔川端康成也在唱著一首輓歌﹐他也在辭別擁有舊時代的精神的最後一個棋手秀哉。
秀哉在川端的美學觀念上﹐是一個“瀕死的男人”﹐這不僅從年齡和生理上可以這樣看﹐從他的精神上更能這樣來看。
日本人是十分喜歡櫻花的。櫻花的美﹐是十分短促的﹐它很難開的久。在盛開的時候﹐櫻花染紅了大地。但是﹐只要一有風雨﹐鮮艷的櫻花就會紛紛飄散﹐零落一地。櫻花的美﹐常常出現在藝術的作品之中﹐描寫櫻花﹐就有淒婉的愛憐在內。櫻花就作為一種回憶和想象﹐長留在人的心間。《名人》中秀哉的美﹐也有櫻花的特點﹐在秀哉的一生中﹐川端將他的輝煌一筆帶過﹐僅截取了最後的一盤棋。《名人》是一片正在瓢落的櫻花﹐這也正是這部小說的日本文學的傳統風格所在。
但是﹐在《名人》中的本因坊名人秀哉﹐並不能看作是生活中的原型。這是因為﹐當川端將深深的同情和贊美給了秀哉之後﹐這一個“秀哉”就帶有川端康成的藝術創造﹐有川端想象的成份。換句話說﹐這是川端康成的秀哉。
這樣﹐我們可以說﹐小說中那樣精神形像高大的秀哉﹐不一定完全是真實的﹔小說中那個猥瑣渺小的大竹﹐應和為全世界培養出一半超一流棋手的大師木谷實有別。從更高的角度來看﹐對一個必然要滅亡的舊的賽制﹐無需流下依依不捨的淚﹐舊的圍棋精神由新的圍棋精神所代替﹐也是歷史的必然﹐而不是圍棋的沉淪。從新制度更合理的角度來看﹐這體現了圍棋在大踏步的進步之中。當然這種歷史的必然在小說中是過於輕描淡寫了。
秀哉處在這樣的歷史時期﹐他的執著和頑強﹐就更增添了他的悲劇色彩。帶有時代和個性色彩的美學觀念與理智和科學﹐往往是難以在同一立場上的。
在木谷實對秀哉的一局棋前五年﹐曾有過一盤轟動日本﹐後來載入史冊的棋﹐這就是吳清源對秀哉的挑戰賽。當時﹐吳清源只有十九歲﹐正處在和志同道合的木谷實進行新佈局研究的“癲狂時期”﹐因此在佈局的一、三、五手石破天驚地走出了“三三、星、天元”。這一開局﹐在吳清源是很自然的。但是﹐卻在本因坊一門中﹐掀起了軒然大波。因為“三三”一手﹐是在本因坊門中被列為“禁手”的。而在社會上﹐棋迷中雖有人喝彩﹐而“豈有此理”這樣的信件﹐也像雪片一樣寄到了新聞社。
在80年代﹐當70高壽的吳清源正式宣佈引退的時候﹐他曾對人回憶過這一段往事。後來﹐在台灣的報紙上﹐登載了長篇連載。作者黃天才在《吳清源棋壇恩怨風雲錄》中﹐這樣寫道﹕
當時棋賽的各種規章法則﹐不像現在這麼周密嚴格﹐加以﹐秀哉名人的地位太崇高﹐棋院及讀賣新聞社也不敢特別制定比賽規程來約束這位一代宗師﹐於是﹐這場全國矚目的大棋賽﹐除了按傳統慣例進行外﹐特別規定只有兩項﹕一是雙方的用時限制﹐各為24小時﹔一是每週只對弈一次﹐原則上是每週一舉行。由於規則不夠嚴密﹐結果出現了很多毛病﹐譬如﹕因為沒有規定這場棋賽必須在若干天內賽完﹐結果﹐這一局棋從昭和八年十月16日開賽﹐直到昭和九年一月29日才結束﹐整整拖了三個半月﹗當時﹐秀哉地位高﹐名氣大﹐吳清源只能聽任他擺布。秀哉興致來時﹐就通知吳清源去對弈﹔秀哉弈到疑難不決的地方﹐需要慢慢考慮時﹐就說一聲“今天到此為止”﹐遂即打掛休息﹐吳清源也只好聽命。其間﹐第八次對弈時﹐秀哉坐定後﹐打出一子–這是他休息考慮一個星期而決定的一手棋﹐吳清源略加考慮﹐兩分鐘後﹐應了一手﹐秀哉名人隨即陷入長考﹐默坐了三小時 17 分鐘後﹐宣佈打掛休息﹐起身走了。這一次對陣﹐等於只下了一手棋﹐弄得在場觀戰採訪的新聞記者們都抱怨連天﹐不知道如何寫新聞。如此隨時隨意可以停手的棋賽﹐對於輩份較低的棋士﹐真是不公平﹐而且還容易出弊病﹐因為﹐當時還沒有採行所謂“封手”制度﹐作弊是很難防止的。
尤其﹐在當年吳清源挑戰秀哉名人那一局時﹐每星期才對陣一次﹐三個半月中﹐一共對陣 14 次﹐每次休兵﹐都是吳清源擺下黑子後﹐名人秀哉宣佈打掛﹐因而﹐每次休兵﹐秀哉都有一個星期的時間來從容考慮對策﹐他所佔便宜實在太大了。但弊端還不止此﹐重大弊端還出在有幫手助拳的事情。當時﹐竟然鬧出這麼一個紕漏﹕
在昭和九年一月15日﹐第十二次對陣交兵的時候﹐秀哉名人的白棋已經相當不利﹐陷在處處受制的困境之中﹐所有觀戰的人都看好吳清源的黑棋。那天秀哉只下了兩手﹐當吳清源擺下了他的第 159 手時﹐秀哉發覺形勢更緊﹐所受壓力愈來愈大﹐遂宣佈打掛休兵﹔回到家中﹐本因坊門下徒眾群集﹐大家遂圍擁在棋盤邊共同研究起來。當年﹐像秀哉名人這樣的頂尖高手出戰﹐他的門徒親友群集家中列陣擺譜共同研究﹐本也是常有的事情﹐大家七嘴八舌提提意見﹐當然也難免。但這一次﹐既是如此重要的一盤棋﹐而對手吳清源又是匹馬單槍挑戰的小後輩﹐日本棋界的一般公正人士都讓為本因坊門下徒眾應該自重自束﹐不能以眾欺寡的﹐不料事情有意外。話說休兵一星期後﹐第十三次對陣交兵﹐落子之後﹐全局改觀﹐吳清源全力搶救也挽回不了已被翻盤的危局。此後﹐棋勢急轉直下﹐進展快速﹐一星期後第十四次交兵﹐就全局結束了。吳清源黑棋以兩目敗。
黃天才先生在寫這一段的時候﹐還是帶著濃厚的感情的﹐他在列舉事實為吳清源抱不平的時候﹐卻忽略了一個常識。對手能在某一手就力挽狂瀾將一局棋翻過來﹐那麼在自己的一方﹐就要研究﹐在前面有什麼問題了。在一般的棋譜中對本局的評論﹐是平和多了。在《圍棋名局賞析辭典》日本卷中﹐有這樣的評價﹕“黑157﹐錯過了次序﹐是本局的最後敗著。”
第157手在160手之前﹐顯然是吳清源給秀哉以機會了。
當然﹐秀哉在局後召集門徒和利用打掛拖延時間思考絕不是什麼堂堂正正的大家風范。正是這樣的一群人對一個人的比賽﹐長時間對短時間的比賽﹐給吳清源以很大的不公平﹐棋盤上的敗著﹐其原因或許要到棋盤外去找。
這猶如天兵神將的160手﹐當然成為大家談論的中心﹐在談論中﹐竟爆出驚人的內幕﹕原來這一妙棋﹐不是秀哉本人想出來的﹐而是秀哉的高徒––當時被視為棋壇新銳的前田陳爾的傑作﹗這個傳說﹐愈來愈盛﹐竟成為日本棋界公開的秘密﹔這一局棋﹐遂成為日本棋界的傳世名局之一。
這一局棋﹐對吳清源的一生有著深遠影響﹐不但有助于他的威名傳播﹐而且﹐使他的名字與日本棋界後來普遍採行的“封手制度”聯在了一起﹐因為﹐在這一局棋後五年﹐本因坊秀哉引退﹐棋界為他舉辦紀念棋賽﹐由全國高手互戰選出戰績最佳的一位挑戰者﹐向秀哉挑戰一局。此時﹐吳清源因病未參加比賽﹐而由吳的戰友木谷實贏得了挑戰權。在挑戰賽開始之前﹐木谷實鑒于吳當年落敗的教訓﹐遂堅持要求實行“封手制”﹐以示公允。自此之後﹐“封手制”才普遍採行。棋界中人沒有不知道吳清源與“封手制”這段掌故的。
這一段背景﹐比吳氏自己的傳記還要明白。在受到不平待遇的年輕的一方﹐經過失敗和鬥爭﹐才爭來了平等的權利﹐這種權利是十分珍貴的﹐木谷實要全力捍衛這一權利﹐當然沒有什麼錯。
在川端康成的一面﹐他將一位悲劇人物寫出來﹐用自己的美學觀念﹐用自己的感情﹐也沒有什麼錯。
在讀者來說﹐將小說和事實作重合的對比的時候﹐是會發出自己的思考的。欣賞文學和研究歷史的出發點是不同的。
川端康成是在196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他在獲獎時的演講是《我在美麗的日本》﹐這是一篇談日本文化之美的散文。當中國的文學家嚴文井得到這一篇文章的中譯本的時候﹐將它介紹給陳祖德。當時陳祖德以他的《超越自我》﹐進入了創作的領域。
令人惋惜的是﹐川端康成在三年多之後離開了人世。
川端是自殺的。在自殺之前沒有留下片言隻字。1972年四月16日下午﹐川端康成對家人說是要去散步。但是﹐直到六個多小時之後還沒有回來。家人要他的秘書到他的工作室瑪麗娜公寓去找。公寓的管理人說﹐川端是在下午三時出現在公寓裡的。開門之後﹐屋裡全是煤氣味﹐川端康成獨自一人在盥洗室裡﹐靜靜地躺在棉被上﹐口中含著煤氣管。一旁還放著開了蓋的酒瓶和酒杯。
川端為什麼要在功成名就的時候自殺﹖這在文學史上﹐一直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有學者認為﹐川端對死的看法是有一種“死亡的美”﹐他的死﹐就是這種美的體現。川端在獲得了殊榮之後﹐在社會生活和創作上﹐都有不如意處。社會生活中的矛盾使他陷入深深的空虛之中。而在創作上﹐又由於生活的枯竭﹐新出的作品﹐沒有受到好評。有一種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恐懼。一個作家是以創作為自己的生命的﹐創作能力衰竭了﹐生命力也就會衰竭。川端康成在創作中﹐是依靠安眠藥來支持的。他的很多的文學現象﹐是在藥物的作用下﹐幻變出來的美。這在心力交瘁之時﹐川端選擇了死﹐死是他的美的最後形像。
還是來說《名人》﹐川端在這部作品中對名人的刻畫﹐難道就沒有在自己的心靈深處獲得長久的回聲嗎﹖名人的悲劇﹐難道不會在川端的身上重演嗎﹖
在國內一些出版社出版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作品集中﹐《名人》常常成為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這不是偶然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川端的晚年﹐就是又一個秀哉。
名人
作者: 川端康成
翻译: 叶渭渠 录入: 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