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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道场的围棋世界冠军 是何原因让江维杰棋风大变
2012-03-06 16:00:00.0| 发布者: admin|本站原创

 

        来自道场的围棋世界冠军 是何原因让江维杰棋风大变 

新科世界冠军江维杰新科世界冠军江维杰

  一波三折

  2004年7月,四川成都全国定段赛,江维杰赢4盘输5盘,在小组赛被淘汰。向本刊记者回忆最后被淘汰的那盘棋,江维杰唯一记得的细节是,“陪我去的老师刘轶一说,我的手有点抖。投子认输的时候,脑子有点空白。出来时,父亲发了点脾气”。

  这是一场预料之外的惨败。“2003年他第一次去武汉参加定段赛,实力差一点,虽然最后没定上段,但是本赛赢了9盘。第二次去,我们是志在必得的,没想到江维杰心态出了问题,发挥失常。”刘轶一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这一年江维杰12岁,棋龄5年,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没什么同龄朋友,虽然半天学棋,半天读书,但是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江维杰说,第二次定段失败,父亲第一次表现出强烈的失望,并开始考虑是否让他放弃职业棋手的梦想,回学校过一个普通孩子的生活。

  “我和他父亲就此事交流了很长时间,觉得半途放弃太可惜。”刘轶一说。他第一次见到江维杰时,江维杰读小学二年级。“我和5个孩子同时下棋,江维杰是其中一个,下棋很稳健。后来跟我学棋,在8个孩子里是最拔尖的一个。”

  刘轶一建议江维杰的父亲带着孩子去北京的道场学棋,走纯职业化道路。江维杰的父亲有些犹豫。刘轶一说,江家家境不好,江维杰父亲下岗了,家里全靠母亲一人的经济收入维持。江维杰能坚持学棋,多亏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资助。“有个叫陈磊的棋友曾经资助过他一年多,他去北京学棋时候还得到了春兰集团扶持围棋儿童的5000元赞助基金。”刘轶一说,即使如此,父子俩在北京依然过得很艰辛。

  职业棋手跟其他项目专业运动员的培养之路不同,棋手在未能进入职业行列之前,几乎不可能入选地方专业队,拿到编制。正因为这个特殊性,参加定段赛就成了所有棋手的必经之路。北京的围棋道场就是集中突击冲段的地方,它在小棋手及家长心目中的地位很像外语培训机构新东方,如果不到那里进行针对性训练,那么参加定段赛几乎就是陪衬。

  2004年,江维杰跟着父亲来到北京,进入聂卫平(微博)围棋道场学棋,半年后,父子俩转入位于通州的马晓春(微博)道场。这个时期马道的学生并不多。“一共20多人,10个左右的职业棋手,剩下的都是冲段的。在这些孩子里,江维杰基本功最好,已经具备职业棋手的水平。”马道的老师李君凯告诉本刊记者,“他没有明显的弱项,漏洞少,情绪稳定,来的时候我教他已经很勉强了。”

  在马道,江维杰父子认识了来自甘肃的业余五段棋手葛玉宏。葛玉宏19岁开始从事围棋少儿教学,2005年,受冲段棋童父母之托,他带着来自西北的十几名棋童来到北京,最开始在聂道附近租房训练,后来辗转进入马道工作,并在2008年成立了葛玉宏围棋道场。在葛玉宏看来,江维杰的成功和父亲的严格管理密不可分。“在陪读的父母里,江维杰的父亲懂棋,此外,他对江维杰的时间抓得很紧。”江维杰在道场学棋之余,喜欢在网上下棋“加练”。虽然他是道场老师们公认的“自控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依然难以抵挡网络玄幻小说的诱惑。但是,他很腼腆地告诉本刊记者,在父亲“如影随形”的“监控”下,他并没有太多机会在网络上做“下棋”之外的事。葛玉宏告诉本刊记者,有一次他跟江维杰父亲吃饭,听到江维杰给父亲打电话,说的是赢棋的事,江父当时就回应儿子要好好总结,等他回家的时候一起复盘琢磨。

  输棋的时候,父子俩也很默契。马道的老师们都记得,一旦输棋,这父子俩就会绕着道场转圈,“也不说话,就是一圈一圈地散步,不管刮风下雨”。

  2005年的定段赛江维杰打得比较轻松,和马道的另两个孩子以9胜1负的战绩并列第一,通杀其他道场,升为职业初段棋手。江维杰说,这是他职业棋手成长经历中很关键的一步。因为定段成功,他得以在职业棋手的道路上继续向前;也正是因为这段波折,才让他更珍惜来之不易的职业生涯。

  水滴石穿

  “拿了世界冠军以后自己感觉到什么变化了吗?”本刊记者这个问题让脑子极快的江维杰犯了难。“能有什么变化?多了件大衣。”江维杰说,捧得LG杯冠军奖杯后,“咬着牙”花1000多元买了件大衣犒劳自己。“没什么变化,就是多挣了点奖金,还要存起来留着买房。而且一个冠军的奖金也不够买房啊,得好多个冠军的奖金才行。”

  不到1.7米的个子,头发蓬着,脸色发红,一副接近500度的近视镜,暗紫色的羊毛衫还是多年前的款式,唯一显眼的是亮蓝色的运动鞋。江维杰像极了一个理工科学校里随处可见的书呆子。

  “我出成绩算晚的。还是业余棋手的时候,我也拿过成绩,但是在大的比赛里没拿过好名次。定段考了3次,2007年底才进国家队,而且是待训。直到2008年,成绩才开始好起来。”

  山东棋院主教练曹大元九段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同年龄少年棋手里,江维杰是比较好的棋手,但并不算特别突出,“他不是周睿羊(微博)、古灵益那种定段前已经光彩夺目的少年”。或许正因此,虽然在2005年那场千军万马的定段考试中闯过独木桥,江维杰依然面临着残酷的现实。“上海棋院没想要他。原因吗,人太多了。”刘轶一说。而没有接收的注册单位,就意味着不能参加职业比赛。江维杰最终能在山东棋院注册,多亏了同为上海人的曹大元。

  但是能注册并不代表一定能打上围甲联赛。“围甲比赛可以报6个人,上场4人,剩下2人是替补。一到岁末年初,棋手们就紧张得不得了,因为即使是替补,也是每年在‘晚报’内部搞选拔赛选出来的。”曹大元说,2名替补一般从10~12名年轻棋手中选拔,在2005~2006赛季,江维杰连替补的选拔都选不上。2006~2007赛季,他依然不突出,“但一直在进步”。2008年,江维杰第一次通过选拔,“在可上可下之间,有些勉强”。最后曹大元给了他一个机会,因为“他很努力,我认为他可以”。

  曹大元向本刊记者坦承,江维杰能在LG世界棋王赛中下到决赛,他不意外,过程也不意外,但最后能战胜李昌镐拿到世界冠军,他有些吃惊。“客观地讲,江维杰具备冲击世界冠军的实力,但是具备这样实力的棋手太多了,仅在中国,和江维杰同年龄段的年轻棋手里就有十几个。”

  俞斌则告诉本刊记者,如今黑白世界节奏之快已经容不得职业棋手们享受更多闲暇时光:江维杰前面的古力、孔杰(微博)、谢赫、胡耀宇、罗洗河还在当打之年虎视眈眈,他身边的陈耀烨(微博)、檀啸、时越、周贺玺等伙伴无一不是身经百战只欠开花结果的后起之秀。在江维杰身后,还有李轩豪、范廷钰、芈昱廷以及10岁入段时打破世界围棋职业段位年龄纪录的超新星杨鼎新等大批“95后”追兵。

  因为在同年龄棋手里不够突出,俞斌看江维杰的棋不多,在他印象中,江维杰属于“后来居上”。“很多成名早的孩子想法多,到了16岁左右把握不住自己。反而是江维杰,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依然有很强的自制力,持之以恒地努力,才有了这两年的爆发。”

  事实上,第一次坐到决赛的位置,面对“神”一样的李昌镐,江维杰有些兴奋,但很放松。他说:“我的注意力都在棋上,就想下出自己的棋,没想过胜负。”第一盘棋,在前半盘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胶着状态,形势上李昌镐略占优,然而收官读秒阶段,李昌镐失误开始增多。“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李昌镐综合实力很强,他是那种你一旦有失误,就很难翻盘,而他能将自己的微弱优势变为胜势的人。但是现在他的战斗力有所下降,精力、计算力已经无法与巅峰时期相比。”江维杰甚至在第二盘棋到中盘短兵相接的读秒阶段,感觉到了李昌镐的慌乱,“很多时候游离在攻守之间,有一点不太自信”。

  赛后,李昌镐对江维杰的评价是“很冷静,力量大”。俞斌说,棋手大概有两种类型的气质,一种以力量取胜,典型代表人物是李世石、古力,一种以平稳的战斗取胜,比如李昌镐和常昊(微博)。现在大家喜欢将气质相似的江维杰和古力相提并论,实际上两人还是有差别,“江维杰计算速度快,喜欢大规模角杀,古力则注重在有可能的地方做文章”。

  在江维杰的理解中,“力量大”指子与子交锋碰撞时,哪方最终占优势。“如果平平淡淡地走,你找不到机会与他战斗。当你对子效理解力强的时候,即使不发生正面交锋,也能感觉到战斗时的风声鹤唳。”而所谓的“子效”,通俗地说就是“花最少的子占最多的空”。

  江维杰告诉本刊记者,他对围棋的理解是随年岁增长有所变化:“初学以吃子为乐,后来比空,比占的点多。但是何为空,各个阶段的理解不同。学了一两年后,开始想‘怎么走得到更多目’,再然后开始想‘子效’:起初觉得占中腹最大,后来发现角上最大,占中腹要摆很多子,但在角上占空,花的手数少。”

  江维杰说,入段前网上下棋多,网络对弈有助于提升熟练度。他给自己取了个“很酷”的网名“嗜血狂人”,棋风“血性足,好勇斗狠”。俞斌说,如今竞技色彩渐浓的现实“围棋”讲究势大力沉杀伐决断,快棋赛制的普遍应用像鞭子一样督促棋手的大脑飞速旋转。恰逢其时的江维杰对此感触极深:“我下棋喜欢战斗,但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因为自己好斗,主要是因为我的大局观没有那么好。下围棋,判断力很重要,我自认为这是我的劣势,我的优势在计算力,所以我喜欢局势复杂,下到中盘必须战斗,而且现在每个人都在斗,不斗也不行了。”

  这和入段前的江维杰判若两人。刘轶一说,定段前的江维杰乖巧稳重,但棋风偏软,没冲劲,不像现在势大力沉,当时对他的预测也仅止于围甲主力。“或许是我低估了他,把他看得太浅了。”

道场生存

  为什么江维杰的力量那么大?为什么江维杰的后半盘几乎没有失误?关于江维杰围棋技术上的种种疑问答案只有一个:训练。李昌镐之所以在他的那个时代无可匹敌,就因为他强大的计算力和滴水不漏的后半盘。俞斌告诉本刊记者,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成长于道场的围棋少年与老一代棋手有很大的区别。“这些道场少年的共同点是,下棋速度快,对局量大。道场各种严格而科学的训练,把新一代棋手的计算力和后半盘都提高到了可以与任何人抗衡的地步。打下了一个个‘小石佛’的基础。现在国内的一线棋手基本上全是道场出来的。”

  此外,网络和资讯的发达,也为道场少年的成熟扬名起到加速作用。“我20多岁的时候,想找一本日本棋谱都找不着。”曹大元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70年代,他一个学棋的同学托关系找来一本1965年出的日本围棋年鉴,留给他的借阅时间只有三四天。他只能争分夺秒地手抄整本棋谱,然后再慢慢看。“现在比赛机会这么多,最后能够成长到多高,就看个人的天分与努力了。”

  俞斌说,北京有四大围棋道场。“按历史悠久算,聂道成立时间最早,聂道和马道属于名气大,起点高的道场。但是从学生数量上看,2008年成立的葛道后来居上。葛道的出现,改变了整个道场的教学方式,使北京的道场市场进入一个激烈竞争时代。另外还有个野狐研究会,发起人是40位职业棋手,它的特点在于分职业棋手和业余冲段棋手两个学习点。”

  “道场”一词源于日本。1999年聂卫平道场成立,中国才真正有了“道场”这个概念。然而实际上,聂卫平成立道场的最初目的只是希望在国家队以外建立一个“国家围棋集训二队”,以扩大国家队人才的选拔面。

  由于“初始设置”比较简单,因此,最初聂卫平只是在距离棋院不远的“北京市体育局训练二队”大院中找了个二层小楼,预设空间能够容纳20多名棋手。没想到,当聂卫平围棋道场的招牌挂出仅半年,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少年天才们便已经达到了60多人。由于这一“预料之外的变故”,聂卫平道场不得不几次迁徙,不断地扩大教学场地。

  随着聂卫平道场的诞生,北京先后出现了大大小小十几个以培养专业棋手为目的的围棋道场,但绝大部分的道场都只是昙花一现。除了聂卫平道场一直以来都经久不衰外,马晓春道场在开办初期遇到了瓶颈,直到2005年才奇迹般地起死回生,而吴肇毅道场、周明镭道场、岳亮道场、三九段围棋道场、杏泽围棋学校以及郑弘围棋学校等多家都是道场形式的“职业围棋训练点”,有的已经停办,有的还在苦苦支撑,惨淡经营。

  如果去问围棋圈中的名宿们,多数人都会说,道场这行,不好做。“对于想成为职业棋手的棋童来说,‘打级’(专业术语,就是考级)必不可少。每年中国棋院的围棋入段名额只有20个上下。2011年定段赛共分为U17组、U25组和女子组,吸引了400多名青少年棋手参加,他们中仅有22人能够‘定段’。其中17岁及以下年龄组有17名定段、18岁至25岁年龄组有2名定段、女子组有3名定段。这是真正的‘独木桥’,是当职业棋手之前必须经历的残酷的选拔之路。”葛玉宏告诉本刊记者,一年一度的定段赛被称为“围棋高考”,实际上,它比高考更残酷。20年定段赛历史中,数千人次参加定段赛,仅有264人成为职业棋手。曾有人计算,每年入段的成功率甚至要比考上全国重点大学难上60倍。

  不管底下的培训机构有多少,上面的瓶颈就这么大。而家长们往往很现实,谁教得好就去谁那儿学。大伙儿在一个锅里抢饭吃,谁的道场定上段的孩子多,家长就认哪里。

  另一方面,真正的天才毕竟有限,那些才华横溢的孩子也是各道场争抢的对象。因为,手中有了几个实力强劲的苗子,也就等于在每年的定段名额上加重了自己的筹码。为了挽留住这些可以提高自己道场声誉的孩子,往往道场还会为这些天才们开些学费方面的优惠条件,甚至是干脆免费让他们在自己的道场里练习。

  久而久之,家长们都认可的道场中的生源就会越来越多,而其他道场也就相对越来越被冷落,最终只能关门。

  围棋道场后来也慢慢发现,光是靠“冲段少年”的收费,虽然经济效益不大,但业余围棋普及的市场颇大,于是他们开始开设走读业余培训班。而业余培训班能逐渐扩大,是因为道场养有一批职业棋手才让这些业余棋手慕名而来,他们于是改变思路,用业余培训的收入来养职业棋手,再让职业棋手指导业余棋手。在这方面结合得最成功的是“马晓春围棋道场”。

  葛道则一直致力于“冲段培训”,并在2009年的杭州全国定段赛中“一战成名”:在20个定段名额中占了14个,且包揽了女子的3个,往年定段赛的常胜将军聂卫平道场和马晓春道场总共只拿到了6个名额。葛玉宏将葛道的成功归因于“严格”。他告诉本刊记者:“我曾带着几十个孩子去过聂道、马道学习,在我看来,孩子们下课后的闲暇时间没人管,80%的孩子如果没有父母的严格管理,处于非发自内心的训练状态。在我看来,职业棋手就是准职业运动员,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这需要通过魔鬼式训练获得。”

  1991年出生的女棋手张越然是杭州人,2008年10月开始在葛道场寄宿学习。2009年她以女子组第二名的成绩定段成功。要知道,在此之前张越然已经6次参加定段赛无功而返。张越然告诉本刊记者,葛道场的严格让她印象深刻,“在这里学棋,差不多一天10个小时都与棋有关,比赛或训练,时间比别的道场至少多一两个小时”。张越然2006年来到北京“冲段”,先后在聂道场、马道场和吴肇毅围棋道场待过,她说那些道场“自由些”。“比如上午8点半是下棋训练,一般其他道场你下完就可以休息等午饭了,但在葛道场不是这样,下完还要拆棋复盘,一般来说要等到11点半通知开饭了,训练才结束。”

  葛玉宏说,道场分寄宿和走读两部分学生,“走读的晚上22点半就回家了,寄宿的还要多训练一个小时,有的人还得加练,我知道的最晚到凌晨2点”。从每年8月开始直到次年7月定段赛前,是冲段备战周期,葛道场的学员日复一日进行着枯燥的训练。张越然说在道场学习期间,没有任何娱乐时间,他们最快乐的是一周去一次家乐福,“只有那时候觉得轻松些,把一周要用的、要吃的买了,其他时间都不会出去”。即便是去超市,葛玉宏也规定了时间,“每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这一个小时,回来后接着训练”。

  葛道场每天都有的训练就是做死活题。定段周期内每天要给每位棋手布置34道死活题,规定1个半小时全部做出来。“这些题都比较难,一些是日本棋手专门研究出来的,还有韩国的死活题集,计算量太大了。”做错死活题打手板是葛玉宏的独家惩戒方式。“男生做错一道题,打3下手板,我亲自打,其他教练都不行。”葛玉宏说打手板有技巧,要根据学员的不同性格教育,“有的人要打重,有的打轻,有的人虽然打得轻,但声音要很响,在其他人看来以为打得很重。”对女生,葛玉宏宽容些,以罚款代替。“以一周的正确率计算,达到85%以上通过,达不到罚款50元。看起来数目很小,但她们都觉得被罚款是很丢脸的事情。”

  葛道还有一项被围棋界广为人知的惩罚措施——“暴走”。“如果出去打对抗赛输给别的道场了,孩子们要跟着我从石榴园开走,经北京的天坛、天桥、西单、东单绕二环暴走一圈,用时三四个小时。”也正因此,葛道出来的孩子下棋“拼得很凶”。“不过现在,随着陪读家长多了,有一部分家长注重孩子的心理教育,我们也开始减少惩罚措施。”

  在道场学习并不便宜。以聂卫平道场为例,孩子学棋一个学期的收费是1.15万元,这是指那些吃住在聂卫平道场的学员。而走读的孩子一学期的收费则是6000元,这还只是纯学费的价格,其中没有包括家长给孩子单独请复盘老师,以及知名棋手开小灶的钱。由于如今棋童的年龄日趋减小,单独送到北京来,孩子还没有自理能力,家长也不放心,因此,放弃工作背井离乡到北京来陪读的家长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对于住校的学生家庭来说,在一年1.15万元的基础学费上还要加上房租、衣食以及以上提到的“小灶”费用,一年下来花个5万到8万元也算是正常了。

  作为草根道场,葛道的收费相对要便宜一半,但是对初次见面的外地棋童和父母,葛玉宏通常会有这样一番交谈:“一是孩子是不是发自内心喜欢、热爱。因为一旦决定走职业棋手这条路,就注定要放弃童年欢乐。二是父母双方态度是否一致——包括精神和物质上的,否则孩子会学得很累。三是孩子在地方是否出类拔萃,至少是省赛前三名,否则到了北京这种都是尖子的地方,自信心会打压得很严重。第四是父母必须顶住外界的其他压力,比如攀比及消除急于求成的心理,同时必须放弃选择其他道路的决心。”

  葛玉宏表示,13岁到18岁是学棋升段的关键年龄,这个时候家长孩子“不抓紧”提高棋力,前途就“白瞎了”,但“抓紧”付出的代价就是辍学。“小棋手一旦决定冲击职业段位,再想通过半读半棋的方式来提高棋力,几乎是不现实的。在道场学一整天,回到家里,还要打谱、复盘,哪有精力再学别的课程?这并不是一条适合所有棋童的路。”

  另外,围棋道场在教育功能上是有欠缺的。“常年在北京道场训练的孩子400多个,江维杰能有几个呢?到最后如果成不了职业棋手,学业也荒废了。”曹大元说。而且在葛玉宏看来,欠缺文化综合知识的定段少年后劲不足,很容易成为棋匠和棋士而非大师。

  考虑到这一点,葛玉宏在去年8月将道场搬到左安门,与志在办一所围棋特色中学的左安门中学联合办学,希望能改变已经延续了14年的全天训练、不学文化课的道场培训模式。但是,鱼与熊掌能兼得吗?葛玉宏心里也没有底。

  曾经有围棋界人士提出改革措施,要求冲段少年只有通过了文化考核才能定段。对此,中国棋院前院长王汝南告诉本刊记者:“围棋是小行业,不像足球、篮球这些社会需求与大众关注度都很高、职业化程度也很高的行业,围棋经不起折腾,因此只能是渐进式的改良。硬性规定与软性引导如何平衡是一门学问。出台任何一个政策都可能有负面作用,引来很大的争议,因此我们一直都很慎重。例如如果要求冲段少年只有通过了文化考核才能定段,也会遇到很多问题,首先,如果让地方教育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可能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真实性难以保证;如果由中国棋院来组织文化考核,那样不但工作复杂,行政成本也很大,也会引起相关利益者的反对。所以,这些问题还是应该由市场本身来调节,当家长们认识和体会到让孩子‘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就算成为职业棋手也并不划算,最终大家都会回归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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