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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的价值在文明进步中深化和升华
2011-07-07 16:00:00.0| 发布者: admin|本站原创

 

              围棋的价值在文明进步中深化和升华

从“小技”到“国艺”

      对围棋,不能神话,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派人物关尹子把“射”、“御”、“琴”、“弈”称为“四艺”,在当时是骇俗之论。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曹魏时期邯郸淳《艺经》专立围棋一条,时称围棋为“巧艺”,“握众巧之至权”,围棋从此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人认为围棋不过是一种智力游戏,把围棋看作叫“小数”、“小技”、“小道”,最典型的莫过于儒家代表人物的看法。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意思是说,整天吃饱了饭,什么事都不想不做,下下棋还算是好的。这里,对围棋虽勉强肯定,但不过是饱食终日者的益智消闲活动而已。孟子则直接视围棋为小技、小数。《孟子?告子上》有一段:“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致志,则不得也……”

      这些言论看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但究竟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准确地揭示了围棋的真正价值,是不是客观地反映了围棋在国家、民族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作用?这就需要进行分析思考了。对此,我们至少可以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为什么从古至今有那么多帝王、领袖、将帅、名臣、高士都热爱和重视围棋?

      据目前掌握的史料统计,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君王)中共有47位喜爱下围棋,其中开国皇帝(君王)就有16    人,包括汉高祖刘邦,魏太祖曹操,吴大帝孙权,晋武帝司马炎,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等。还有一些著名的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宗赵匡义、明成祖朱棣和清康乾盛世的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等也都喜爱下围棋。进入近现代中国,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都爱下围棋。胡锦涛主席不仅懂围棋,而且十分关注围棋的发展。历史上重臣、名将、高士喜爱下围棋者灿若群星,比如诸葛亮、关羽、曹植、陆逊、谢安、杜甫、自居易、杜牧、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范仲淹、陆游、文天祥、刘伯温、唐寅、袁枚等等,在围棋史上有名者就有350余人。近现代以来喜爱下围棋的各方面名人更是不胜枚举,比如曾国藩、左宗棠、袁世凯、段祺瑞、黄兴、蔡锷、李宗仁、白崇禧,我党我军领导人朱德、陈毅、李立三、谭震林、邓子恢、叶飞、张劲夫、方毅,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程潜、阿沛?阿旺晋美、费孝通,科技文化名人李叔同、杨振宁、钱伟长、邓稼先、金庸等等。

      这种现象在人类智力博弈史上是罕见的,说明围棋与社会精英的素质修养和人生志趣有着内在的深层联系。

      二、为什么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围棋活动相联系?

      围棋的产生与帝位的传承相联系:晋代张华《博物志》说:尧造围棋,以教丹朱;舜以子商均愚,作围棋以教之。

      围棋与古代的宫廷斗争相联系、:刘邦与戚夫人下棋,是吕后对戚夫人不满的重要原因;曹丕为争嗣位,弈棋时下毒害死弟弟大将曹彰。

      围棋与国家的统一相联系:蜀汉诸葛亮南征,将围棋带入云南,又从云南传入西藏,发展成为藏棋;晋武帝司马炎在下棋时确定伐吴统一大计;唐李渊在对弈时定下反隋起义决心。

      围棋与重要的战争相联系:三国时期吴魏襄阳之战,主将陆逊在不利的战局下弈棋稳定军心,得以全师而退。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东晋谢安、谢玄下棋赌墅,成为大捷前奏;中国革命战争中,井冈山时期的艰苦环境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曾经在八角楼下棋,至今那里还摆放着他们曾经用过的棋桌。毛主席深知棋理,他的很多谋略是用围棋术语来表述的,《毛泽东选集》中有多处提到围棋。

      围棋与文明的传播相联系:围棋在三国时传入朝鲜半岛,十六国时传入印度,魏晋唐时传入日本,十二世纪前传入越南,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主要国家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当今时代,美国总统奧巴马首次访华送给胡锦涛主席的礼物就是一副围棋,使围棋成为大国外交的某种媒介。

      这说明,人类的政治、军事实践活动包含着智力博弈的深刻内涵,围棋作为高层次智力博弈活动,自然成为这种关联的载体和见证。

      三、为什么围棋的理诊与治国治军的理论联系得如此紧密?

      围棋的形态、着法、规则在所有脑力竞技中最接近军事,凝聚着人类的军事智慧和战斗精神。围棋所展示的黑白,“围而相杀“,就是战争、战场、战斗在棋盘上的演绎。东汉马融在《围棋赋》中讲到”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为战斗场”。东汉班固著《弈旨》认为,围棋“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最早提出围棋与帝王之术的联系。唐朝王积薪的《围棋十诀》阐述弈棋的战略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北宋《棋经十三篇》更是直接模仿《孙子兵法》撰写,将棋理与兵法相提并论。目前已知的古代围棋理论著作大约有30多种,其中大部分涉及围棋与治国洽军的关系。清代名士尤侗对这种现象有一个经典概括:“试观十九行,胜读二十一史。”

      这些都说明,围棋与人们的战略思维和治国治军之道相通,有高度的相关性。

      四、为什么很多人把围棋上升到哲学思辨、社会理念和人生哲理的高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东晋时期,擅长清谈的和尚支遁创造“手谈”一词来称呼围棋。东晋名士王坦之把围棋称为“坐隐”,围棋成为朝隐者追求心神超逸的绝好工具,即使身处庙堂之上,犹如栖遁山泽之中。围棋作为一种静文化,从中产生出多少对人生对社会无穷无尽的思考,不仅对于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以上这些都说明,不能简单地用游戏价值观来看待围。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围棋虽然在自然形态上是一种智力游戏和智力博弈活动,但是它在国家民族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应当从更高的层次、视野和境界,来看待围棋的内涵、价值和功能。

      围棋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这一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

      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的活动是在春秋时期。当时与围棋一起在社会上流行的还有六博棋、累棋等博弈活动。六博棋用投箸的方法来决定行棋的步数,累棋则以棋子叠垒的高度来决定胜负。博累棋因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在当时浮躁、趋利的社会风气下流行甚广,远远超过围棋,直到西汉都盛极一时。但围棋作为一种高尚宜静的智力博弈活动,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随着秦汉统一帝国的形成,围棋向全国传播。东汉中后期,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竟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地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围棋的兴起、传承和兴旺,是历史的必然,它充分说明了社会选择的尺度和力量。

      第二、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

      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主要表现在:认为平等下棋的方式影响上下尊卑关系,不符合封建礼教的等级观念;认为围棋使人们耽于娱乐影响对父母尽孝道,违背孝为先的理念,孟子就把“博弈好饮,不顾父母之养”当作五不孝之一;认为围棋倡导争斗博弈影响传统的礼节礼制,造成了简慢、相轻即“白黑简心”的现象。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公元2世纪中叶后)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寄托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技艺。围棋与封建礼教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误解和非议,从本质上说,是人们对心灵自由、平等的追求与僵化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秩序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现在,那些反对围棋的封建礼教“宏论”早已被历史无情地拋弃。

      第三、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

      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健身等各方面的功能,某些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处理不好导致的,问题在于对“度”的把握,而不在于围棋本身。“下棋误国”的看法是错误的,就如同“红颜误国”一样,其实是把统治者的责任无理地推给了围棋。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和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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